潘志平：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新疆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独特的、动态的，即随着历史的推移、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一、东新疆西属国

新疆地处亚洲大陆腹地――我们姑且称之为“内亚”。内亚除新疆外还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的北部和蒙古，在历史上是古代四大文明的连接和中间地带，即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因此，整个内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总的来看，内亚又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屋脊帕米尔居中；其东，新疆、蒙古地区主要受华夏文明的强烈熏陶；其西，则更多受到南亚、西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地缘因素是明显的。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于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文化传播和经济贸易交流，中国的政治影响早已波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是除了唐元盛期，中国的军队部署和行政建置还是大体局限于新疆、蒙古。在漫长的古代，新疆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状态，它的西部境外还没有出现过能向中国王朝挑战的敌对势力。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其时新疆西部境外是向清王朝称臣纳贡又各行其事的大大小小封建汗国、土邦、部落，新疆的外部环境是安全的。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纪》中写道：“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马兹别）；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所谓的“东新疆西届国”，乃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新疆境外哈萨克、布鲁特各部、浩罕（乌兹别克）、博罗尔、克什米尔、爱乌罕（阿富汗）等部先后遣使人贡，称臣于清。清朝对这些境外部落的基本政策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已”。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人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的实际的作用……只限于保持藩属人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它们尊重并保护帝国的领土。”（注：［法］莫理斯・古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蒙古族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4集。）清朝官方文书一般将境外各部统称为“新疆藩属”、“边外诸部”、“属国”。清朝政府不在其地驻军、置官、征税，不干预其内政、外交。当然，藩部与清朝的关系疏亲又多半取决于地理位置远近，魏源所谓的“东新疆西属国”的格局，正是内亚腹地政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很长时间里，中亚一直处于汗国、土邦、部落间的相互攻伐之中，战事频繁，中亚的动荡与新疆的稳定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在沙俄入侵中亚之前，危害塔里木盆地稳定的是与之一山之隔的费尔干纳盆地的政治斗争局势。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8世纪中叶在费尔干纳盆地崛起，并向外扩张势力。自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唆使、支持新疆伊斯兰权贵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搞分裂、叛乱活动。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一度建立浩罕殖民政权。阿古柏号称“阿塔勒克阿孜”，即“圣战者之父”，说明这一时期来自中亚的敌对势力打的旗帜是伊斯兰。

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英、俄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地的扩张和争夺。

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入侵印度，逐步将整个印度变成其东方最大的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亚渗透，主要方面是由印度向阿富汗、伊朗扩张，其战略是警惕、防范俄国假道中亚进攻印度。沙俄垂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远征中亚，但都失败。18世纪上半叶起，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沙俄逐步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英、俄在中亚的扩张首先在1837-1838年的“赫拉特危机”中发生撞车。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历史上属于中亚帖木儿帝国南部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恩格斯曾指出：“赫拉特在强国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当时英俄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伊朗攻打赫拉特，揭开角逐中亚的序幕。为了与英国对抗，1839年俄军征伐希瓦，这支由奥伦堡武官省长彼洛夫斯基率领的远征军受到暴风雪的袭击而遭到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由此向东转，转向乌兹别克浩罕汗国和中国的新疆地区。经过30多年的殖民战争，完成了对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浩罕、希瓦三汗国和土库曼的征服。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势力也积极北上，征服克什米尔，建查谟一克什米尔邦，吞并旁遮普，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山口。1891年俄军进入帕米尔，开始与英军直接对峙。新疆从此处于最富于侵略野心的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

也就是沙俄大举征讨中亚之时，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建立起得到英国殖民主义支持的“哲德莎尔”政权。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清朝政府在平息了陕甘一带的动乱后进军新疆，驱逐阿古柏（1876-1877），收复伊犁（1881），新疆完全回归。19世纪90年代，俄、英在阿姆河一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领地和势力范围，各自都急需消化、稳定自己所攫取的新土地。英、俄殖民势力对新疆都有野心，在无力独吞的情况下都更不愿对方占上风。它们之间这种既争夺又相互牵制的结果是，新疆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夹击下的缓冲地、经济争夺的前沿地。至此，新疆在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动荡和外敌人侵后终于平静下来，一方面清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动乱，新疆未被瓜分出去。

19世纪80年代新疆的归复，无论如何也是件大事。事实上，在弃还是收新疆这样的大事上，清廷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1812-1885）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德人拉采尔（F.Ratzel）方才构筑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注：拉采尔1896年发表《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次年又发表《政治地理学》。虽然，“地缘政治”（Geopolitik）这一概念是瑞典人哲伦（R.Kjellen ）1901年提出来的，但一般以为创建地缘政治学的是拉采尔。）而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的精彩分析，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

三、孤悬塞外的新疆

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终于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远离这场大战主战场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一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硝烟。

对当时新疆政局直接冲击的是第一次大战前后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两场伟大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满清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在这场大战前后走到它的生命尽头，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也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新疆各族人民举旗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和全国形势一样，新疆的政权落入了旧官僚手中，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阀统治。早在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库仑、恰克图之间已入俄人势力范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沙俄侵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页。）辛亥革命后，各省自立，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库仑活佛哲布尊丹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外蒙古之独立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并直接威肋到新疆的安全。1912年刚刚就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1863-1928）在厂次演讲中说：“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注：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杨增新此所谓的“孤悬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势概括。此时对新疆局势构成威胁的为左右两个方向。

右面是外蒙古“独立”。当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并举兵东犯科布多时，杨增新立即派出三个营精锐部队驰援，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陷落。1913年6-7月，俄、蒙军进犯阿勒泰，挑起科阿之战，新疆省军迎头痛击，守住了这片疆土。阿勒泰旧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隶属镇守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1905年，阿勒泰从科布多析出，设办事大臣，直隶中央政府。1919年应杨增新的要求，北京政府撤阿尔泰办事长官，置阿山道，并入新疆省。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白匪军活动的天地，俄国白匪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推行“大蒙古计划”，企图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国。1921年7月苏俄红军在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下入蒙作战，击溃了白匪军，宣布成立蒙古人民政府。1924年5月，苏俄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外蒙古事实上被分裂出去而成为当时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新疆三面受到苏联的包围。

左面是苏联的五个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十月革命后，沙俄遗留下的民族殖民地是苏俄首先面临的问题。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具体说，就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识别”、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重新联合”，建立苏维埃联邦。按斯大林的话来说：“如果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联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找到东方人民群众深远意向的一把钥匙”。（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7-288页。）在平息白卫军和巴斯马奇叛乱后，苏俄在中亚“识别”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民族，并组建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注：有评论说：“郑重地承认’民族自决权‘不仅是博得非俄罗斯民族好感的最恰当的武器，而且是他们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段”，“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策略”。俄国没有被肢解，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一个个单一的民族共和国的联盟。

然而，70年后，苏联正是沿着当年组建的民族共和国一分十五的，这是当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无论如何，这是在从没有民族国家的地区人工组建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参见潘志平等：《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宣言：“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居住在东方，与东方民族有密切接触，我们要做俄罗斯革命影响的传导者。我们认为，革命的东方，从零散的行动正转向同全世界强盗进行积极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想透入东方各国，并号召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解放……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加入俄罗斯联邦行列，希望成为一座东方革命学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