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内在动因、外部局限和精神实质探析

内容摘要：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变迁格局下政治参与形态随之“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是一个极其复杂、敏感的当代社会现象。本文仅选择试点工作的内在动因（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外部局限（既得利益集团）和精神实质（执政合法性）等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拓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学理空间。

关键词：党代表大会 常任制 内在动因 外部局限 精神实质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与党代表的常任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一个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发展的重大改革制度[1](p233)，马克思、列宁都主张年会制，年会制固然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但是还有很大缺点；这种常任制和年会制结合，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发明创造[2](p460)。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分重视和倡导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有计划、有目的的展开此项试点工作。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强调“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3](p50)，从而，试点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试点工作是社会变迁格局下政治参与形态随之“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是一个极其复杂、敏感的当代社会现象。所以，本文仅选择试点工作的内在动因（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外部局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和精神实质（执政合法性）等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拓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学理空间。

一、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是内在动因

民主的动力何来？民主的推进，有可能导致一部分所谓“政治精英”权力的削弱以致丧失。从这个角度讲，却很难从“政治精英”内部找到民主的动力。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在具备足够的外部压力（“政治精英”之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4](p228)。这也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因为，“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5](p35)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权力的来源来说，我们党的执政权力，特别是现行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执政权力，来自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任和权力委托。他们是党的领导权力的最直接的发出者、监督者和管理者，也拥有对党内领导权力的最终“话语权”。目前，少数地方、基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分强调自上而下，没有充分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没有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变成了不知结局的“常任制”演员。个别地方、基层的党组织和领导，甚至把试点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既不向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甚至一部分干部说明试点工作的理由、任务、程序、要求和结果，也不把试点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交给人员群众、党员群众；只把它当作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既不向上报告有关情况，也不向本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保持业务联系，把试点工作当成了少数人联合攻关的严密的科学试验任务。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苦于无法详细了解组织上的具体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跟着党组织的指挥棒“瞎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处于服从、服务的配角地位。总之，不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而只依靠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的这场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实践。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党内民主的成份仍没有增加多少，还是在靠党内的高度集权来推动党内民主的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要害在于根治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总病根”[6](p328)，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真实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因此，要相信劳动者能够自己解放自己[7](p136)，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主力军”和“同盟军”，也是试点工作的真正动力。

第二、正面宣传和引导，尽可能地壮大改革“主力军”。一是党员享有的法定权利决定了党员是试点工作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章》制订“党员的义务、权利”内容，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党员的权利，[8]《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从党的法规的高度详细规定了党员权利：党员有权要求党的组织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参加表决的党员有表示赞成、反对的权利，也可以弃权；每个正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等等。[9](p160)可见，如果在唯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党内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有空的。[10](p290)所以，“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11]

二是必须对广大党员群众“启蒙” 党内民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机制和制度。[12]加之，在党执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6](P114)因此，要大力宣传党内民主思想，切实开展好对广大党员群众的党内民主思想的教育、引导工作，把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的过程，作为党内民主思想启蒙教育的过程。这是决定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决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成败的关键之处。

第三，积极营造社会氛围，扩大改革的同盟军。一是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文化变迁对试点工作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这也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之辩证关系的体现。对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展所形成的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执政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不仅具有促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增强党在执政中密切与社会关系的功能。二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党内群众生活习惯了旧有的权力模式，即使党内的“精英层”――领导阶层和学者阶层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主动要求进行一场革命式的“权力改革”，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是孤军奋战。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3]p1013三是能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根本上决定着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成败。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本身实质就是“还权与民”，是对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党内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是一场建设党内民主的伟大试验，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所以，“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4](p352)人民群众是我们全部力量的源泉，是所有改革事业的动力。“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3]p1096四是适度地发动和组织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3]p1013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事，还是仅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事务？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自己的份内事，还是仅仅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事务？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就是对我们党的性质，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的直接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3]p1096人民群众积极地理解、支持、参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能够在极大地程度上缓和，由各种社会危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产生的民主政治危机所导致的党群矛盾，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所就必然会扩大同盟军，极大地减轻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危机的这一政治参与的政治压力，即压力变成了支持力。相反，如果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之外，反而会激起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怀疑，人为地造成和加剧了党群矛盾，即把支持力变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观望、不满和怀疑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就很容易被放大，而且它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容易被激化，从而在客观上扩大政治参与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压力。相反，如果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一批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13](p898)

二、既得利益集团是外部局限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3](P65)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整体概括，而不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品质的总结。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伟大实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即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创举。“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15](p240)原因就在于民主化方向的改革必然会削弱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而强化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所以，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态度十分关键。

第一，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新形势下党内民主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和党内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次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15](p176)不难发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扬党内民主肯定会对地方党委和党委领导成员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制约作用。特别是涉及到监督机制的有效性问题，要想党内民主有真正的突破，冲破这个民主“瓶颈”，地方党委有时无能为力，也不愿意给自己套上个“紧箍咒”。所以，各级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实行常任制后，势必会强化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内原有的三大会议制度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原有党的领导程序、工作制度等相应也要发生变化，基于原有制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也需要调整，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还有少数人为了维护原有体制下过度集权的权力格局，打着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旗号，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借口阻拦党建改革，冠冕堂皇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16]

第二，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依据一定的民主理念对不同利益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使党更好地体现“三个代表”，使党的决策更易于执行。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6600多万的共产党员不可避免地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每个阶层都有其特殊的利益需要诉求，只有在决策中充分考虑来自方方面面的利益，在党内充分表达、反复权衡，最终形成决策，这样才能保证党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的一项重要功能。其他党内任何会议制度都难以替代。同时，党内也存在利益团体，或是地方利益，或是部门利益，或是条线利益等。按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每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八大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7](p288)就是正确处理党内利益团体关系的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