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筹备召开“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6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