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兼论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三种判断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以前，中国人通常只对局部性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体制表示不满，而不会全盘怀疑和否定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与优越性。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为中国传统制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进行辩护的一种话语方式。当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到西方文明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社会性质的不同时，中西问题逐渐演变为新旧问题，现代中国社会相当于西方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基本上属于左翼思想阵营内部的一个话题。右翼思想界盛行的是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根本就不会探讨和批判所谓“中国社会性质”。温和改革派主张零敲碎打地、渐进地改良社会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宏大话语同样缺乏兴趣。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作出了回应。后来又进行过的两次交锋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因为在“舆论一律”、“反自由化”的大环境下，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例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者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论者之间，迄今尚未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功

虽然第一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参与者中包括了中左派的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理论家和非左派的胡适等人，但对阵双方的主将则是共产党的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两派分别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联共（布）党内的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第二层次是服从于共产国际的中共正统派和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第三层次是参与公开论战的“新思潮派”与“动力派”。《新思潮》原先是创造社的出版物，后来则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成立，中央文委书记朱镜我兼任社联党团书记，社联的其他几位党团成员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梓年同时也是《新思潮》的编委。《动力》杂志的创办人严灵峰以及任曙、刘仁静等人，则是托派组织的成员。

中共二大曾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但同时又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定程度”。在很长时间里，中共领导层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系统表述。直到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才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陈独秀不同意中共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他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经过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严灵峰认为，“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也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刘仁静则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

在“新思潮派”与“动力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随后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很难说谁是当时获胜的一方。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容易做出简单的判定。1840―1949年间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斯大林的历史发展形态“五阶段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史，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经济是以地主经济为主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学术界冲破了过去几十年中的思想桎梏与学术垄断，正在进行着新的探讨，现在还不能说有什么定论。

在当时的苏区，两派的胜败则可以凭借思想之外的力量来决定。高华介绍过这样的一件事：1932年6月，瑞金红军学校内的一些党员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工农剧社”，因在剧社章程中有“在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下，配合胜利红军目前的伟大胜利”几句话，很快被苏区中央局指控为进行“托派”活动。8月13日，邓颖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争大会，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私货”，因为所谓“社会主义”云云，就是否认了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全是托派的说法。邓颖超说，剧社章程没提农民问题，这也是从托陈取消派的概念出发的等等。在这天的斗争会上，对工农剧社党团会干事张爱萍等人开展了严厉的批斗。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的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2张爱萍等人受到的惩罚还是比较轻的，此后的一些年中，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中国“托派”在中共根据地、新疆和苏联掉了脑袋，王实味被枪毙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

斯大林派的观点被毛泽东、刘少奇、何干之等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后，在1940年代大获成功。1936年11月，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中采用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并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吸纳了何干之的上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主要包括社会性质的分析、社会改造的方法步骤和新社会的目标框架三个部分，使其得分的不是社会性质分析，而是后两个方面。

新民主主义理论确定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旨在杜绝认为在“三座大山”下中国资本主义仍能发展的观点。中国托派则抨击前者，认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会按一般社会经济发展公律发展的”，并且还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业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3现在的经济史家认为抗战前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支持了“动力派”在当时的观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整整一百年的工夫，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4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5在中共看来，“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6托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革命的主要对象就不是“封建残余势力之残余”而是资产阶级，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也不可能提出“阶级联盟”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党变成“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主张“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7然而，蒋介石主宰的国民党政府坚持一党独裁，不但不给“左派反对派”从事合法斗争的机会，甚至也不给邓演达的“第三党”等中间政党合法存在的权利，这就使拒绝武装斗争、农村暴动的托派组织不能不陷入“取消派”的境地。

托派主张“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得他们的纲领在1930、1940年代的中国成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调主张。相比之下，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就显得要温和得多。毛泽东在1944年7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8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9以上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仅争取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政党团体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在华的美英记者、学者、外交官与军人的好感，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赢得对国民党内战的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命运

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始作俑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来表示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于光远认为，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即关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前者在原则上没有超出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后者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10“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中共七大前后达到高峰。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11为什么需要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2此后七八年中，他的兴奋点是指挥打仗，没有太多精力过问理论建设，但逐渐从《论联合政府》的鲜明立场上模糊化。在这期间，主要是刘少奇继续坚持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张闻天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朝鲜战争局势稳定后毛泽东重新关注基本理论和路线问题时，他已经完全抛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充当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批判者与终结者的角色。

刘少奇最早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是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的《论党》报告中，讲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提出四个“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