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它的判断、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也比较大。

我将这些研究动态大致归纳为以下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连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不提。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文章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十月份，伍平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新华日报》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说陈是"汉奸"毫无根据，相反，他发表了许多抗日的言论。《毛选》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版本说"托陈取消派是指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等于官方表态。

所谓"叛徒"是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的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做了叛徒。其实在他入狱五年中，没有发生任何因他的被捕而使中共机关遭破坏的事。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一年多中国托派的领袖。

"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研究会影响很大，但是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陈独秀研究的突破是由于苏联档案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说他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其实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陈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中，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陈独秀研究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领导人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

陈独秀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敏感的方面，就是对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批判非常深刻。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一九三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关于"ＡＢ团"的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到当时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ＡＢ团"。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所以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临时中央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先把事变领导人都逮捕，枪毙了红二十军独立团长刘敌等二十多人。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仅两人逃脱）。此后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杀了"ＡＢ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教授。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由此，围绕着富田事变展开了激烈争论。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专门调查富田事变问题。整理出"ＡＢ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组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查阅大量材料，包括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ＡＢ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ＡＢ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差点交火，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长期以来的说法是：九月九日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张、周、毛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把电报给了叶剑英。叶把它抄在一个烟盒上，向毛报告。毛等决定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七九年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王年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文章，第一次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武力解决"的密电。第二，在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引起了研究者注意，也引来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坚持原来的说法。吴的文章一发表，就有很多人质疑：密电，特别是给领导人的密电，从来只能由机要科长直接向接电人送达，绝对不能给第二个人。而且一、四方面军的密电各有各的密电码，吴黎平是一方面军的作战科长，不可能知道四方面军的密电码。四方面军的机要科长绝对不敢把给陈昌浩的密电给这个吴黎平看。况且，吴是作战科长，不是机要科长。所以，你凭什么能够接到这个密电？你接不到。

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号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据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或收到的电报，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来没见过"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澄清了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一语的原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著作"，指叶根据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精神写的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根本与"武力解决"密电无关。

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军科院研究员范硕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二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