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胜忠：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类型分析

多年来，学者们从成因、影响、诊治等方面研究过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把统计失真归类为“技术性失真”和“非技术性失真”。然而，“非技术性失真”这一概括模糊了若干种统计失真类型的不同特征，掩盖其内在病理。笔者查阅分析了1950年代以来统计部门的工作指导型刊物，研究了统计失真的历史演变，将统计失真划分为技术性失真、利益型失真和政治型失真三种不同类型，并剖析其不同的成因，以期为诊疗统计失真提供新的视角，减少那种“加强统计人员思想教育，提高责任心”之类隔靴搔痒式的处方。

一、技术性失真及其“非技术性原因”

以往的研究谈到统计的技术性失真时，有的称其为“不存在任何利益驱动条件下由某些客观原因所引起的统计数据失真现象”[1]，有的将其界定为“由于统计理论的不完善，统计人员素质不高及统计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等等统计自身缺陷所造成的数字失真”[2]。有的学者专门分析了“主观上无故意过错，非人为故意制造”[3]等原因造成的“非人为水分”。技术性统计失真通常指由于统计人员专业技能差、统计指标设计不合理等纯技术原因导致的统计失真，而非主观上的弄虚作假、有意造假。

在统计工作起步时期出现技术性失真是寻常之事。1950年代，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统计制度还未被完全消化，许多统计工作者不熟悉统计业务，甚至尚不具备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一时期，许多进入统计部门的人坦承自己文化水平低，担心自己无法胜任统计工作。有人初做统计工作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能作统计工作？看见统计工作就头疼。还是考虑别人吧！”[4] 农村的状况就更加糟糕，“有的村文书不会写阿拉伯字码，小数点乱点一气”[5]。在最早开展统计工作的东北地区，东北统计局为了帮助统计人员“扫除心理障碍”，通过机关杂志发表文章鼓气道：“有献身于新民主主义统计工作热忱的同志们，决不要在缺乏数学知识的自卑心理下却步！”[6]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统计的技术性失真是不足为奇的。例如，1957年负责经济管理的国家计委就因为对统计指标理解上的缺陷而算错了工农业的比重这个重大比例数字。[7]

按照常理，统计工作步入正轨后，随着统计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统计人员业务水平的逐步提高，技术性失真应呈下降趋势。然而，事实上技术性失真在当代中国始终存在，而且成了顽症。人们往往将长期存在的技术性失真归因于统计人员缺乏责任心和基层统计队伍不稳定。为什么统计部门缺乏凝聚力呢？为何50年代中期有的统计工作人员“再三要求调动工作，最后甚至坚决表示，如果领导不允许，他就脱离组织，自谋‘前程’。还有个别同志表示，宁愿坐监狱去，也不愿再作统计工作。”[8]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对统计人员个人情绪的剖析，去深入挖掘技术性失真的“非技术性原因”。

笔者认为，技术性失真的“非技术性原因”至少包含以下一些因素。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精确的概念。虽然封建王朝因征兵派役而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但中国是个缺少统计传统的国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都说中国不善于利用数字管理国家。民间对统计的认知也比较落后。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不太注重准确数字的文化仍然非常活跃；“统计统计、三份统计、七分估计”的说法甚为流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建立统计制度理解为“扩大统计的领域来代替过去‘估计’担当的任务”[9]，“有些领导干部还习惯于过去以估计情况来布置工作的方法”[10]。直到现在，农村的“许多统计数字往往是靠村干部拍脑袋、乡镇领导用估计的办法搞出来的[11]”，以致于有人这样评价统计数字，“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

其次，统计部门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它名义上是搜集统计信息的专业部门，但执政党却只把政府统计看作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12]。“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要搞统计，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能靠报表，也不能完全依靠逐级上报，而是要亲自调查研究。”[13] 这种态度说明，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调查研究”意味着实事求是，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正面典型；而统计工作却被视为依靠全面报表来搜集信息，似乎带有“官僚主义”之嫌。于是，一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避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往往就伴随着删减统计报表；而一提倡实是求是，就首先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似乎正规的统计工作所获得的信息还不如随便选几处走访来得可靠。因此，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序列里，统计部门的地位不高，各级统计部门长期由同级计委代管。与此同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经常通过非正规渠道收集信息，例如，保持与地方领导人和亲朋故交的通信，甚至在警卫员回乡时安排他们搜集家乡的相关信息。直至今天，各级统计局仍然是政府序列里的二级局，处于纵向上对下监管无力、横向上协调乏力的地位。由于统计部门的地位低，基层配备统计人员时比较流行的模式是会计兼统计，或者是“配备‘老弱病残’去做统计”[14]，甚至“经常找一些文化水平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干”[15]。而一些统计工作者以“一把算盘一支笔，算来算去没出息”[16]自嘲，则反映了行政机关内对统计地位低的真切感受。

再次，统计部门培养职业精神面临种种约束。“职业精神”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职业、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的精神。职业精神的生成是部门正规化、制度化的体现，是认真执行技术准则的结果。但是，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的政府统计被打上了“政治挂帅”的烙印，“阶级性”和“党性”的要求成为优先于技术标准的统计准则，统计部门里长期排斥数理统计和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此外，统计数字经常被中央的需要和地方利益所左右，时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口号下强调为国家服务，时而在“反对脱离实际”的口号下重视地方需要。虽然正式的制度安排要求统计工作者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但坚持原则的统计工作者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遭受各种打击报复，以致有人用“子规啼血”来描述统计工作者坚持原则的遭遇[17]。结果基层统计工作者往往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工作准则：“我们的饭碗是领导给的，我们的工作就要为领导做；领导要做什么，我们就统计什么；领导想要贴什么‘金’，我们就要塑什么‘数’。”[18] 于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潜规则代替了统计制度的正当要求，政治和利益至上的原则压倒了统计的技术准则。

二、政治性失真

政治性失真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动员和合法性论证等目的，从内容、制度和方法等方面对统计工作的策略性控制，从而制度化地使统计数字偏离客观事实的一种统计失真。简言之，政治性失真就是政治利用统计的结果，统计从“信息技术”被改造成“权力技术”，统计规则被意识形态所取代，统计数字的客观真实性被政治正确性所取代。从统计数据质量的角度衡量，政治型失真与其他类型的失真没有本质的差别，同样表现为偏离真实。这一类型的统计失真以“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为典型。

本来，政府统计工作的基本角色是“信息”的采集提供者，是一个技术型部门，其基本运行规则是“用数字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应该保持“理性─技术至上”的原则。不幸的是，统计工作还被赋予合法性建构和政治动员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有时作为“潜规则”影响着统计的整体功能和运行机制，有时则表现为毫不讳言的“显功能”。毛泽东说过：“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9] 若套用马列主义辩证法的话语，统计工作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武器，更是改造世界的武器；而且，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按照这一理解，统计工作不能满足于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还要能动地反映客观规律：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只是完成任务的开始，如果“脱离政治”而坚持“技术标准”，那就是单纯的“为统计而统计”，“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没有阶级观点、没有党性”；统计产品的质量如何，不能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衡量，而必须坚持“政治挂帅”，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发挥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作用，因此要宣传成绩，要动员人民，更要反映客观发展规律。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1958年10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上对统计工作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如何体现客观规律有一段精彩的讲话：“譬如有十个炉子炼铁，其中一个成功，九个失败了，从我们统计角度出发，就认为是失败了，这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东西，是形式逻辑的看法。辩证法的看法则是：一个炉子成功，就说明成功是可能的，只要推广成功的经验，就可能使大家成功。所以一个炉子成功，也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已找到了成功的道路。”[20]

在政治与技术的较量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如何在掌握运用统计工作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呢？首先是对统计工作实行宏观控制，即政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标对统计工作进行整体设计。从政府统计诞生之日起，官方对统计的定位就为政治的胜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苏联引进统计这一现代管理工具的同时，统计思想也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学习马列主义的统计学，批判“英美资产阶级”的统计学。[21] 以后的统计实践更是始终伴随着政治对技术的规训。执政党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倾”和“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断清算数理统计的“遗毒”；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统计工作”，在统计工作中“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促使统计工作者“红透专深”，完成了对统计的“改造”，成功地将统计部门从信息部门格式化为权力的“驯服工具”。用统计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使统计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党运用起来不感到别扭和麻烦，而觉得顺手、有力。”[22]

其次是对统计具体业务的直接控制。统计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不对统计的具体业务实行直接控制，“政治领导”就很容易落空。因此，从50年代开始，无论是统计内容的确定还是统计指标的设计，从统计制度的构建到统计方法的选择，都必须接受政治的直接领导。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考虑，制度也好，方法也好，都不是统计工作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需要。[23]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常常以开展中心工作为由，打破常规统计，要求统计工作亦步亦趋地跟着它的兴奋点转，要求“中心工作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发动“深翻土地”的运动，就要进行深翻土地的进度统计；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要布置人民公社建立情况调查表；“全民大炼钢铁”，就必须建立钢铁进度十日报、周报甚至是日报。

经过多年反复的规训，统计部门被迫放弃了其“特殊论”、“专业论”的要求。国家统计局为了反对正规的统计报表和统计制度所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要有‘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针对统计工作中充斥着“装腔作势、用以吓人的行话”的“神秘主义”现象，又提出“要有党的语言、群众的语言”的“通俗化”要求。[24] 为了证明政治正确性，统计的方法也变得非常灵活。中央提出农田耕作的“三三制”后，青海省统计局就“非常大胆”地利用“抽样”调查方法来论证高寒地区也完全能够实行这一耕作制度，而这一调查所选取的样本竟然仅仅是湟源县大华人民公社的曙光、星火、超英三个生产大队总计39.1亩的土地。[25]

三、利益性失真

“统计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西方许多国家有关统计的立法上就有这样的规定：‘统计数字不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统计数据只用来作宏观的观察分析，摆脱与统计对象任何权利义务和物质利害关系(政绩、升迁、纳税、奖惩等)，认为只有这样的统计活动，才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活动。”[26] 只要与利益挂钩，统计就不能保持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数字也难以保持客观性。统计数据的利益性失真来源于种种将政治利益与统计结果挂钩的制度安排。

统计的“本真状态”是客观地反映真实，但中国的政府统计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国家履行着监督地方、管理社会的功能。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计被赋予“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功能，代表国家监督各地区、各部门执行国家计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