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实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目标，必须全面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决定》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重要部署，我们应按照《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积极稳妥地将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对改革的目标、任务的认识逐步加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目标的指引下，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组织、机制、制度、运行方式等一系列强大保障。

解决当前行政体制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行政体制方面还存在不少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管了很多；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职责交叉、一事多头管理等问题。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行政体制的主要作用是优化配置执政资源，包括机构、人力、制度等资源。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如果不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好行政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将会严重影响执政效能，影响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极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建设法治政府和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相关部署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应紧紧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和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适应一个规律，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需要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适应这一规律，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凡是市场能够调节好的事项应让市场去管，政府要尽量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政府应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次，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第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科学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些中央事权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委托地方行使。应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对专项的转移支付应加以甄别、清理，将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规范化，与事权挂钩。

围绕一个核心，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的渠道大体有四条，即转移、下放、整合、强化。“转移”主要是向市场转，向社会转，向其他部门转，这就需要取消部分政府审批权。《决定》提出，“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下放”就是根据不同的权责制定措施，保证权力下放到权力施行主体手上。“整合”就是消除叠床架屋、职责交叉、职能错位的问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稳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强化”主要是针对薄弱环节，原来没有的和该政府管的，要建设起来、管起来。

抓住一个关键，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既是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也是适应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要求。据统计，本届政府已分多批次共取消和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事项。2013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经济出现稳中向好。加快改革与调整结构叠加的效果，超出人们预期。因此，应抓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关键，进一步提高放权质量，解放、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体现一个理念，即有限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有限政府的理念去改。应明确政府不仅不应管所有的事，也并非所有的事都能管好。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摒弃万能政府的理念，防止跌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

依据一个准则，即宪法和法律。《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再次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准则下进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推进。建立健全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协同推进、权责一致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准确把握《决定》精神，大胆探索，统筹协调，持之以恒，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

行政体制改革应与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决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关系改革的成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现在行政体制改革是与全面深化改革配套的。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关系，把握好各方面改革既相互适应、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既重点搞好政府自身的改革，又与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协同推进。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决定》首次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概念，这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是践行现代公共行政先进理念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政府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转变政府职能必然要求建立健全政府治理体系，包括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效能必须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运行机制，调整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等，纠正“唯GDP论”的偏向，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和绩效考评机制。

坚持深化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抓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无法完成；只抓职能转变，无法达到目的，因为有些职能转变是通过机构改革来完成的。机构改革是给政府运行提供一个适合任务需要的框架、硬件系统。如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相脱节，机构改革就只能是在数量增减上兜圈子，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因此，深化机构改革应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应按照《决定》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