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国民党“百年老店”向何处去

退守台湾，蒋介石痛定思痛整顿党务

《同舟共进》：1949退守台湾本身已包含促使国民党“转型”的因素。能否打通这段“前转型”历史，谈谈国民党在去台湾前和去台湾后，各是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重要变化？

郑振清：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曾是推动中国由军阀割据走向政治统一、坚持抗日战争、争取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并尝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于1947年推行宪法，但是国民党“党国一体”的问题十分严重，党内派系倾轧屡见不鲜，加上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无能，基层政治败坏，在民心思变的时代背景下，国共内战乃是对中国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激烈抉择过程。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反省在大陆的失败教训，痛定思痛，首先通过重整党务来巩固统治秩序。蒋于1950至1952年着力推行“党务改组”，结束党内派系内耗，提高治理能力，也“巩固领导中心”。此后，两岸关系在“内战”和“冷战”双重背景下进入对峙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全国总动员令”，颁布《戒严法》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高压统治台湾社会，在台湾地区稳固了阵脚。虽然如此，国民党政权也推行地方自治，从台湾省以下县市长、省县市议员都有直接选举，也就是通过适当开放地方的选举来笼络、培植台湾本土的参政者（这实际上为以后的民主转型作了“基层训练”）。另一方面，台湾趁着美国援助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机会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发展。海外学术界常常将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称为威权主义体制，即高度的集权制，并认为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但缺乏严密的论述系统。

由于19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变化，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大力推动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本土化”转型。本土化，顾名思义意味着国民党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党在台湾地区生存发展而发生的地域适应性转型，在此意义上等同于“台湾化”，包括党员组成结构、执政理念和政策、政商关系、国家认同等方面的转型。蒋经国的“本土化”主要是拔擢台湾本省籍精英，进行党务与行政改革。

由于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加上李登辉执政初期（1988～1991）一方面维持蒋经国时期的“党国体制”，另一方面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积极回应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权利呼声与各种社会需求，故可以说，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台湾进入“自由化”时期，不少学者也称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权是一种“软性威权主义体制”。1991年以后，国民党多次“修宪”，从地方到“中央”全面铺开直接选举，民进党积极地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同时自主社会运动崛起，台湾进入新的时期。

不同时期的国民党政商关系模式

《同舟共进》：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与台湾各类企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政商关系对国民党“转型”有何影响？

郑振清：国共内战以后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人不到台湾总人口的20%。少数外省籍群体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长期掌握大量的资源。台湾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本省籍台湾民众在地方基层能够参政，以外省籍为主的党政军公教人员则垄断“中央”政经权力。国民党在1970年代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兴的台湾本土中小企业通过支持国民党争取生存空间，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更关注的是公营事业和民营大企业。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是资源分配上的“侍从体制”，在政治―社会关系上则是威权统合主义体制。在这两大格局下，国民党“党国一体”的政权直接控制公营企业，并提供各种经济租金拉拢大型本土民营企业，换取其政治忠诚，从而与一批大陆籍和本省籍大资本家形成紧密联盟。这批民营企业在国民党的庇护下与公营企业共享岛内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利润，由小到大，成长为台湾的主要企业集团。今天在台湾经济呼风唤雨的传统产业集团，大都是这种政经关系的受益者。民营中小企业在这种垄断性政经格局下要么主动纳入“党国”机器的统合主义框架中，要么被边缘化，在国民党政治经济利益圈之外自谋生路。实际上，由于1980年代以前国民党政权的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既不鼓励也不压制，大批中小企业走向自立发展、加工出口的道路，游离于“党国”政经体系之外，为“党外”力量和后来的民进党所拉拢。

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以后，经济自由化、自主社会运动和政治民主化三方合力促进了国民党威权统合主义政商关系的松动。政治上，民进党与中下层工农运动相呼应，试图对抗国民党的“党国”政经体系。不过在1996年以前，这些政治和社会抗争力量还不足以迫使国民党放弃威权统治方式，反而刺激国民党为了稳定投资环境，公开与资本家联盟。当年李登辉大权独揽后，毫无顾忌地与重要工商界人士联谊，国民党中央、地方派系和本土资本家在政经利益驱动下摆脱以往的政治禁忌，建立起密切的政商关系。这时候，有黑道势力背景的资本家趁机向民意代表和基层政权渗透，不断出现权、钱与选票暗中勾结的情况，“黑金政治”由此成型。

经济自由化也是导致政商关系变化的原因。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自由化思潮从美国传播到东欧、拉美和东亚，促使台湾开始了公营事业民营化。同时民营企业和国民党党营企业扩大规模，走向财团化。在公营事业民营化进程中，国民党既想革除公营事业弊端，也想趁机扩大党营事业，而资本家则试图争取原先为“党国”垄断的经济资源，扩大自身实力。

国民党充分运用控股公司和股市机制来操控大小党营事业轻易获利，民营大资本家则通过政治输诚分得一杯羹――在公营事业民营化和金融自由化中抢夺地盘，并且效忠国民党政权。这就是李登辉执政后期的政商关系模式。

李登辉与蒋经国的政党“本土化”差异

《同舟共进》：李登辉引导的国民党“转型”与蒋经国时期有何区别？

郑振清：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七次“修宪”、四次“总统”直选、七次“立委”选举就会发现，自1988年李登辉掌控大权后，国民党的党员组成、社会基础、政党体制、政治任务和政党纲领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经历了新一波“本土化”的“洗礼”。这波“本土化”的主要特点是国民党由企图代表“大中国”的威权主义政党（国民党党史称为“革命民主政党”）逐渐演变为只代表台湾地区人民利益、完全回应台湾社会需求的本土型政党。

这波本土化不仅区别于蒋经国时期的本土化，很多内涵也超出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解释范围。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表示：“经国先生曾经说‘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于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句话实际上揭露了蒋、李二人“本土化”的区别在于认同差异：蒋经国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首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台湾人，中国人认同乃是台湾人认同的基础；而李登辉内心缺乏中国人认同，片面强调台湾人认同，建构“去中国化”的“台湾主体性”，以此推动“中华民国”政治体制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本土化转型。

在李登辉的推动下，台湾“本土意识”不仅是民进党的路线和口号，也成为国民党内精英的普遍主张，而且“本土意识”的诠释权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治运作的重点之一。

马、吴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出现新变化

《同舟共进》：2000年以前国民党执政下的党政关系和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党政关系似乎有很大的不同，能否具体谈谈？

郑振清：“总统”兼任党首、“党国一体”，乃两蒋及1990年代李登辉时期的执政惯例。但是李登辉政治地位的稳固是经过复杂的党内斗争形成的。经1994～1997年两次“修宪”和1997年国民党十五全大会后，“总统”权力扩大，李登辉作为政治强人完全控制党政两个系统。

1994年以后，李登辉通过第三次“修宪”促成“总统直选”，但是国民党主席选举提名依旧由党内大佬及中常委达成共识后（共识形成过程实际上由李登辉主导），再由党代表“起立表决”进行形式上的选举（直到2001年连战进行党务改造时才改为全体党员无记名直选）。“总统直选”后国民党中央集权体制未改，台湾政治转型中出现执政党“党内民主”落后于“宪政民主”和“基层民主”的现象，李登辉的主张可以通过国民党中常会渗透整个党政系统。1997年8月国民党十五全大会上，具有“首届民选总统”身份的李登辉高票当选党主席（93.4%的得票率），新一届国民党中常会主要由亲李的地方政商人士以及依附李登辉的“立委”和党政高官组成，成为配合李登辉决策的政治平台。

2000年大选中，李登辉促成了台湾“本土政权”的维系，却使国民党黯然下野。2001年9月连战主持下的国民党中常会撤销李登辉党籍、清理李的路线时，发现国民党上下除了李登辉的“本土化”和“主体性”路线以及“两国论”主张外，几乎没有其他政治论述。至于连战，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大选期间均处在李登辉阴影下，直到2000年6月当选党主席后才通过主持国民党第三次“党务改造”，探索新的政治路线，并在2004年再次败选之后决然创新，终于在2005年4月登陆访问，迈出了国共两党交流与合作的新路线，并为此后马英九和吴伯雄两任党主席所继承。

2008年台湾地区重新回到国民党主政状况。但是，从马英九就职至今的表现看，党政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关系：一、党政核心角色分离：“总统”不兼任党主席；二、双重结构的动态政党政治体系：国民党在“立法院”为绝对优势党，但在社会支持面上与民进党保持均衡对立状况；三、国民党经党务改造后推广党内民主。国民党中常会以“立法委员”和地方实力派政商人士为主，自主意愿和主动提案能力大为增强。

与李登辉时期比较，可以看出马英九―刘兆玄为首的行政权与吴伯雄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出现前所未有的关系体例――自蒋经国以来国民党执政下，第一次出现“总统”和党主席不是同一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不再也无法干预政务的体制。马、吴之间虽然私人关系良好，但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面临政治挑战时变得脆弱而敏感，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敏感的马、吴关系背后，乃是台湾当前党政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党政关系如何准确定位？受何种因素影响？二、马英九的“遵宪”说法与实际行为能否一致？对行政分权有何影响？

2009年6月马英九宣布再次参选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全力支持，这意味党政关系即将再次出现重要变化，党政核心角色将再次一体化。不过，这并非回归国民党“党国一体”的状况。事实上，国民党由威权体制色彩浓厚的政党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选举至上”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同舟共进》：国民党执政时期开始的“转型”对台湾本身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影响极大。怎么理解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前途困惑？

郑振清：历史地看待近20年来台湾的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化”原本有具体的问题导向，就是要扩大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解决旧有政治体制弊端等问题。不过，这个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权力争夺与政党分合，并且笼罩着“第三波”民主化的光环，其结果超出了问题所能解决的层面。一方面，台湾地区建立起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实施全面的直接的民主选举，基层民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司法正义得以增强，似乎实现了“人民主权”的理想和台湾人“出头天”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高度对抗性的选举竞争导致每逢选举社会就遭受严重撕裂，政党严重缺乏互信，贪污腐败披着政治信仰外衣大行其道，台独话语霸权将言论自由逼到了“墙角”。有时候，选举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并且多数选民常常除了例行投票外，并未拥有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这可以算是哈佛法学院拉妮・吉尼尔教授所说的“选举至上论”的最佳案例。

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难免产生对台湾政治发展的误读。但总的来说，选举制度无法根本解决台湾面临的前途困惑。毕竟，选票体现的是不同个体的偏好次序，无法形成某种社会共识――而社会共识，恰好是当前台湾社会保持持续稳定发展最为缺乏的。

身为中华文化一分子的台湾社会，身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大时代，最需要对两岸关系及前途有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共识，并表现为推进两岸共同发展的政治选择，而不是“脱钩”来思考台湾的“主体性”。那种认为“公民投票”可以决定台湾前途的说法无疑还是没有摆脱“选举至上”论。不仅没有哪个台湾政治人物敢真正推动“公投”来决定统独，而且即便真的进行“公投”，也只是某种形式而已，它所造成的内外动荡恐怕会更大，从长远看依然无法解决台湾的前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