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暴力围城让台湾民主受伤，但不是蒙羞」正文
陈云林访台期间，在民进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暴力事件。这一事件将台湾社会的政治裂痕显现无遗，也使人们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前景感到忧虑。在中国大陆，有不少人将其视为台湾民主失败的一个新例证，并因此认为大陆不应推行政治民主化。
本文旨在讨论以下问题：民主政治是否应该为此次暴力事件负责？民主政治以外的制度选择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甚或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参与和组织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得到法律保障的纯粹私人领域，个人独立地就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并不需要民主或其他形式的制度介入。
另外，社会成员就公共生活的安排存在分歧，是区分和评价民主及其他制度模式的逻辑起点。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公共生活领域总是意见一致，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决策，其结果并无差别。
在社会成员就利益分配和价值取向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如果采用非民主的制度模式，必然意味着多数人必须始终遵循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的决定。这些由少数人作出的决定是否附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决策者是否总是愿意舍弃自身的利益；决策者是否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以便确定何种决定有利于多数社会成员。
对以上两个因素的理论分析，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无法对其加以详细讨论。但从历史和事实的角度加以考察，作为少数的决策者在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实在让人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在前苏联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出现的饥荒中，被饿死的大多是物理上离粮食更近的农村居民，而不是政治上离决策者更近的城市居民。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对决策者或执行者有利（或至少不利影响不大）的政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出台和推行，对于相反的政策（尽管对整个社会大为有利），人们只能一直望眼欲穿。
以公共财政为例，中国大陆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远高于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但对于这种过度畸形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国的“主人”们似乎仍无计可施。
在以民主方式组织公共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特定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长久压制，因为随着公共议题的的改变，多数与少数的组合也不断变化。在某一议题上属于多数的人，在另一议题上可能属于少数。另外，少数派在暂时失利后，仍有机会不断批评多数意见的错误和不足，并通过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而成为多数。
可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需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失败的一方承认和服从民主决策的后果；获胜的一方尊重失败者卷土重来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政治必然是妥协政治。
如果一个社会的分歧具有性命攸关的性质，或者某种重大分歧的解决方案一旦确定便不可回复，政治妥协往往难以达成。不幸的是，台湾社会的独统分歧恰恰具有这种特征。对于这种分歧，民主政治的确无法有效解决，因为失败的一方（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势力）总是不甘心接受失败。
可见，对于台湾近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真正的元凶并非民主政治，而是台湾社会愈演愈烈的独统分歧。台湾的民主政治本身也是这种分歧的受害者。台湾的主权地位根本就不属于台湾民主政治范围内的议题，将独统分歧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纷争归咎于民主政治，这显然有失客观和公正。
民主政治的运作确实更容易将台湾的独统分歧彰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一旦台湾的民主政治被终结，获得政治垄断地位的要么是统派，要么是独派。以目前之情形看来，后者可能性更大。
显然，一个由台独势力实行专制统治的台湾，不会比一个民主的台湾更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至于由统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后，两岸是否更容易统一，人们可以回想一下两蒋时期的两岸关系，对答案也能略知一二。
可以说，台湾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恰恰为两岸和平统一带来了一线机会。如果大陆一方面通过战略上的威慑，不让台独势力看到丝毫“隧道尽头的亮光”，另一方面适时革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强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同，两岸的和平统一仍不是毫无可能。
必须承认，如果说民主社会出现的一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不足以成为民主政治不可取的理由，对非民主政制也应同等对待。大陆的三鹿奶粉事件本身并能作为否定大陆政制的理由，因为在民主社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事件。但民主与非民主政制仍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事件发生后是否允许人们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尽可能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从社会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强大、及时的政治问责机制，并允许民众成立自治社团进行自我保护，从而有效防止危机的一再出现。但在非民主社会，这些措施必然会冲击到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因而很难得到实施。在此次大陆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不但缺乏团体性的自我保护能力，而且连最基本的民事诉讼权利也被变相地剥夺，这无疑是为下一次食品危机的上演预留舞台。
台湾社会出现的种种纷争，的确让人为台湾民主政治前途深感担忧，但人们并不能因此将台湾民众深化民主的努力视为一个“笑话”。在非民主社会，人们同样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分歧。只是因为存在政治压制，这些分歧在往往隐而不现。但政治压制所造成的表面的社会稳定，或为各种重大场合带来的虚幻的肃穆和庄严，并不足以使一直在地上爬行的人，有资格对已学会直立行走但仍偶有趔趄的人加以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