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从美国早期民主看台湾立法院“打架”

台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率先选择民主政治的华人群体；但华人主体有关台湾民主政治的报道一直是负面成份居多，从上世纪末的“立法院”打架，国民党因黑金下台；到民进党执政后的朝野纷争贪腐失政，总统陈水扁的“洗钱案”；外加选举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如“两颗子弹”和“走路工事件”等等，一大堆类似“小孩子过家家”式的“胡闹”，不止一次让海峡对崖的“大一统国民”笑破了肚皮。尤其是议员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更成为国民在茶余饭后显示优越感的谈资，让真正操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极少数仁人志士失望寒心。

媒体报导的台湾民主“闹剧”，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英明诊断”？

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已被多数地球人用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证明出来的“最不坏”政治体制；比专制集权政体要优越很多。一个适用于多数地球人的“文明成果”，为何不适合这个地球上的最大族群――“聪明”的中国人呢？

中国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相反一直被世界多数国家视为“聪明人”，“不适合民主”应该不是事实，更不可能属于“英明论断”。要么是媒体存在选择性失明，只报道“美女身上的那颗黑痣”而对其整体的美丽不置一词；要么国民没有从整体和发展眼光看问题，只听到产妇的呻吟声而感觉不到产妇腹中新生命的律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多数人只看到台湾民主的纷乱扰攘；而看不到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选战对抗中所历练累积的民主体验和共识，正在台湾社会悄然形成。人们更不可能看到：处于民主初期阶段的台湾尽管出现了暂时、局部动荡；但没有出现文革那样的生命灾难和社会失控，更没有出现津巴布韦百分之十亿的通货膨胀？

近期因远离俗务的干扰，得以静下心来研读美国的民主历程，得出的结论颇为振奋人心：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稳建的，在民主的初级阶段一样出现了被专制的欧洲人视为“笑料”的“闹剧”。美国议员也一样在参众两院“打架”；并且“打架”的厉害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比台湾长得多。

美国人并非“天生就适合”民主！在民主初级阶段的表现并不比台湾的中国人高明！

美国在1776年建国，1783年赢得独立战争胜利，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今天仍在适用的《美国宪法》，1789年选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前的十多年间，美国其实不能成其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十三个州组成松散联邦，和前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联体”异曲同工。各州拥有独立的军事、外交权力；代行美国政府职能的“大陆会议”只是一个“协调”机构，既无“军队”也无独立财政；权力和设在莫斯科的“独联体”办事机构的权力一样多！那时的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很肤浅，“民主形象”类似巨无霸躯体顶着一个芝麻脑袋，差不多接近“无政府”理念，认为国家权力越小地方权力越大越有利于保护“民主”。直到麻萨诸塞州爆发了谢斯反叛，单个州的力量无法平定反叛恢复秩序时，美国人才意识到“弱势国权”和“强势州权”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民主”。“强势国权”虽然是民主的威胁，但如果在“有效监督”下“合理运用”也是民主的强有力守护神。由此可见早期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多么“可笑”，直到付出血的代价后才开始逐渐“理解民主”。

美国人在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后，参众两院一直是乱糟糟的。议员在院内相互攻诘、谩骂甚至拳脚相向司空见惯；少数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个别人甚至向对手拔出了左轮手枪。

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人当初是怎样在国会“打架”的：

十九世纪中期，来自南部蓄奴州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威胁北部自由州同事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一把火烧掉国会”。那段时间在国会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1856年5月19-20日，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用华丽的语言和挑衅的口吻赞扬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为的隐喻痛斥南部在“强奸”堪萨斯。演讲中他还辱骂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两天后，巴特勒的堂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休会后闯入参议院大厅，走到萨姆纳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头部。萨姆纳双腿被桌子绊住无法自卫。他试图站起来，最后猛地把桌子从地上抓起，蹒跚着向前走了几步，终于瘫倒；可是，狂暴的布鲁克斯仍然继续打他，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其他议员推走。结果萨姆纳被殴打成重伤，有三年时间没有重返参议院。

布鲁克斯的行为引起了北部的愤怒；但赢得了南部同乡的喝彩。布鲁克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道：“每个南方人都兴高彩烈，连手杖的残段都被请求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由于南方议员一致投票反对，众议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布鲁克斯的谴责。尽管布鲁克斯辞去议员职务，而他在他的地区以全部选票重新当选，从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华盛顿。布鲁克斯在南卡罗来纳逗留期间，哥伦比亚市市长赠给他一根崭新的镶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级手杖。同时，他也收到了来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尔斯顿市赠的手杖上刻着题字：“ 再揍他。”还有一位选民送的手杖则题词：“用击倒结束争论”……

欣顿・罗恩・赫尔珀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小农地区。他在1857 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论述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在节选本中增加的醒目标题：“革命――可能的话，和平进行；必要的话，采用暴力”。奴隶主们谴责《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是“纵火犯、造反者、国家和平与安宁的敌人”。一些州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赫尔珀的这部书导致国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众院里，共和党人提名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为议长。谢尔曼在奴隶制问题上虽然是个温和派，但仍与其他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一起对赫尔珀的书表示了支持(他并未读过这本书)。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结果众院经过43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争执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一位观察家报道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众院议员席上爆发枪战已具备现实可能性……

…………

美国人在国会“打架”，从1789年一直打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一共打了72年还没最后“ 休兵”！台湾立法院好象只打了几年架就“休战”了；并且没有出现“拿武器”和“打伤人”的恶性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今天的民主成果也是美国人从国会里 “打架”打出来的；应该听到台湾立法院打架的“闹剧”背后民主前进的脚步声。

当美国人在国会打架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霸主奥地利帝国（神圣同盟盟主）的臣民也在笑个不停。他们的议会可不会发生那样的“荒唐”事，议员之间不但不会“打架”，而是相互彬彬有礼，对政府提案只有赞成票没有反对票，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是“打架”的国会好还是“高度一致”的议会好？看看今天的美国和奥地利就可得到答案。

奥地利帝国在“高度一致”的议会忽悠下很快就急剧衰落了，在当上欧洲霸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被新起的普鲁士王国击败；又半个世纪在一战中解体，疆土萎缩到百年前的十几分之一，沦为今天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小国寡民。美国的疆土则在“打架”的国会鞭策下扩张了近十倍，从建国时GDP连墨西哥、哥伦比亚都不如的三流小国跃进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

如果当初美国人没有胸怀和智慧容忍国会的“打架”闹剧，不能忍受大洋彼岸传来的嘲笑声，今天的美国不但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和文明领袖；相反极有可能堕落为中国人脚下的一只蚂蚁。

由此可见：

“打架”的立法院比“高度一致”的议会好！

处于民主初级阶段的台湾立法院“打架”很正常。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