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前言：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同时，更要从战术上重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海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有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1958年炮击金门运用的政治艺术，学会从政治的角度即从祖国统一而不是分裂，从越打越近而不是越打越远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式，都要一切着眼于拉近台海两岸的政治距离，着眼于持续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气。

从这意义上说，台湾统一，怀“揉”为上，即将台湾抱回祖怀中的同时，更要以我们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揉碎极少数“台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的一切分裂中国的企图。

我们要全面而不是偏面地看待解决台湾问题的 “国际背景”，不仅要看到困难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它对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方面。对此毛泽东早有说明，他将战后中国与德国比较说：“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照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这就是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和平条约体系确定的并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合法权利。对此，目前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这迫使他们只能用间接的目标替代其分离台湾的直接目标。

台海问题，贵在谋势。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话用于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方式可改为“功夫在岛外”。毛泽东同志和平解放北平就是以其外围战役的胜利为前提的。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要尽可能地完整地回归到祖国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解决台海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台海制海权的突破口在于切断台独势力与其“国际背景”接榫的关键部位及其外围地区。

日本右翼不希望台湾回归中国。我们不妨研究一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只提“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主权不属于日本，但没有承认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已为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翻案埋下伏笔。20世纪90年代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已燃起了日本翻案的欲望，此后，日本正将这种欲望迅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其核心目标与19世纪下半叶的目标相同，仍是中国台湾。因为台湾是打破日本雅尔塔“困境”的关键部位。日本20世纪末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范围主要指向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其中钓鱼岛是日本“周边事态”所涉区域的关键环节，更是日本列岛与台湾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7月，日本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其实就是对“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行的战略性试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世界“新的历史起点”渐现。

2007年9月13日晚，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就对伊拉克政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逐步削减驻伊美军人数。根据布什宣布的撤军计划，今年年底前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出5700名士兵，到明年7月美军在伊拉克驻军规模将为13.2万人左右。9月28日，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帕梅拉・马歇尔在华盛顿宣布，首批22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已从伊拉克撤离，启程回国。这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出的首批部队。据悉，美军计划12月中旬再从伊拉克撤出一个约4000人的作战旅，随后将再撤出4个旅和两个营的士兵。

这已让人感受到了中东“尼克松主义”来临前――对美国人来说――的寒意。

此前即8月28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说：美国和其他在伊拉克驻军的国家已用完了所有手段。“他们正陷入自己犯罪造成的泥潭里，他们在伊拉克再呆50年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只能更加恶化。”伊朗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它将继续推进其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他排除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他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还表示：“占领者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崩溃，不久我们就将看到本地区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地区朋友和伊拉克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填补这个真空。”他表示，在此问题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朗准备与之合作的国家之一。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宣布，沙特同英国政府已签署了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的协议，交易金额高达44．3亿英镑。

世界“新的历史起点”正在从中东发生。2003年笔者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乃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四年过去后，美国传统基金会2007年5月17日发表由该会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管的John J. Tkacik. Jr 提交的战略分析报告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太平洋大国，这可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即使美国领导人对由他们主持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撤退视而不见。但是，很明显，中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

John J. Tkacik. Jr.的结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美国的判断则是明白无误。那么，如何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实现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嘱托给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则是当代中国人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

（一）台湾只是美国用于与大陆中国交换战略利益的筹码

造成“台湾问题”的原因并不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在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回到了中国手中，而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冷战问题。冷战起于19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呈寄国务院一封长篇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必须为苏联划出一条底线，以坚定的立场和耐心捍卫它，一直等待着，直到苏维埃制度丧失其内在的影响力和对外扩张的能力”。

当时美国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存在着与红色中国合作的趋势。这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将苏联从太平洋上排除出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48/1号文件中提出：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单一的一个国家或联盟对亚洲的控制。可以想像，总有一天控制的威胁会来自日本、中国或印度，或来自一个亚洲集团。但是，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的威胁来自苏联，它通过帮助进行共产主义阴谋活动和依靠军事施加外交压力。（第4点）。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尚未将共产党中国当作直接对手，而只是将其纳入与苏联争霸的战略框架中作为与日本、印度一样尽可能合作――如不能合作便加以遏制――的对象。当时美国对亚洲的战略考虑是想找到，最好是使新中国转变为抵挡苏联的地区力量。此时，在后来演变成中美关系的焦点矛盾的台湾问题，在当时不仅没有被美国纳入战略考虑，甚至美国还考虑放弃台湾。在NSC48/1文件认为：

美国占领福摩萨（即台湾――笔者，下同）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背上“帝国主义”的罪名，严重影响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道德地位，而此时美国却一直在揭露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图谋（第15点）。我们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实际的军事占领外，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共产党占领福摩萨（第16点）。“福摩萨的重要性并不足以说明可以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美国对福摩萨既有军事占领，同时也需要对该岛的管理负责，军事占领福摩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第17点）。

1950年1月5日，也就是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前十天，美国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

这个讲话表明“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只支持向这个岛屿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岛屿实际上已被勾销，准备丢给共产党人”。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在今天愈演愈烈的“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不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问题。

美国对新中国从拉打结合的政策转入后来日趋强硬的全面遏制封锁政策，是在确认新中国不可能放弃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以及不可能从新中国索取其期待的利益之后，台湾在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才进入以遏制中国为主的层面。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它是想在新中国诞生之初需要国际承认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投资的时候，对狠敲新中国一笔。但当他们发现敲诈无望时，它又以军事威胁，最后也就是在中国真正不信邪并于1950年10月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国对华承认的条件又大幅降低。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利益期待差距相当巨大，退一万步说，即使新中国外交转向美国，美国又会在新中国失去苏联而四无着落之际转而再次敲诈中国。说白了，在当时，对于只认实力而不讲诚信的美国而言，在中国很弱的时候，尤其是在取得朝鲜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根本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尼克松式的合作。如果我们仅凭历史档案或事后的总结文件，是不能对此种不确定性作出准确的评估。但只要看看美国在二战前后对同盟国英国及对中国蒋介石政权的那种需要时好话说尽，不需要时坏事做绝的劣迹，就可以对美国这一时期的文件所反映的动机作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正是有二战中的教训，英国才在二战后对美国远东政策实行了表面合作实则全面拆台的外交政策。

（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台湾问题”，从战略层面说，只是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1972年后，当中美之间开始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问题在美国远东外交中就转入战术层面；反之，当中美对立进入战略层面，台湾在美国远东外交中就升入战略层面。也就是说，台湾问题服从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与当年美国承认中国问题一样，不过是美国向中国“讨价还价”筹码：美国要价高时，中美矛盾面增大；要价适度则合作面增大。而美国对新中国要价降低的时候，更多是在中国人民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毛泽东同志看得明白，他说：“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1. 台湾在美国远东政策中总体说来处于战术层面

朝鲜战争使中美外交进入以冲突为主的阶段。此后台湾问题从与新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转为牵制、遏制新中国的工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的任务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