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1864-1912）{1}

一、引言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和约》，中国割地赔款，“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2}从此沦为新兴的日本帝国之殖民地，开启了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的历史。1895年割台不仅使台湾“四百万人同一哭”，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3}其影响绵延至于今日，历史的伤痕至今仍未抚平。

在1895年割台这件石破天惊的历史变局的前后，日本官方及民间知识分子，或对台湾进行第一手的调查，或对台湾事务发表许多言论，这些文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文拟以当时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生卒年代不详，1891年来台湾考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与汉学家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割台前后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二、三位日本人及其台湾观之概要

关于日本据台前后，日本人及西方人对台湾的调查研究及其治理台湾的具体意见，当代学者已有若干研究论著。吴文星曾探讨日本据台前夕对台湾的调查，{4}也研究日据初期西方人的台湾观。{5}吴密察也曾研究福泽谕吉的台湾论。{6}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与前此相关研究论著并不相同而可以互补。现有关于日本人的台湾论的研究论文，重点在于说明日据前后，日本人对经营台湾之种种具体策略与政策，本文则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人对台湾的种种论述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我们先对本文将探讨的三位日本人及其对台湾的看法，作一概要的说明，以作为下节进一步分析之基础。

（一）上野专一及其《台湾视察复命》

本文拟探讨的第一位考察台湾的日本人是上野专一。上野是十九世纪末日本驻福州的领事，1891年奉命来台湾考察。任务完成后共撰成《台湾视察复命》（原件题为《台岛视察复命》）四篇，编为一、二、三、四号，这批资料是日本据台前夕，日本官方对台湾考察的重要史料之一，现藏于东京的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地。《复命》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台湾的地理、物产、经济、民性、政治等各方面，颇为详实。吴文星教授曾简略介绍过这批文件的概要内容。{7}上野专一对台湾的调查报告，在甲午之战以后曾在日本辑为专书出版，连横（雅堂，1878-1936）在1908至1918年撰写《台湾通史・经营志》时，曾参考上野专一的调查报告，并略引其要点。{8}上野专一的书对当时日本朝野人士对台湾之了解颇有助益，此书并已于1985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9}但是，台北所影印出版的《台湾视察复命》只收录第二号、第三号及第四号，独缺第一号之内容。第二号介绍台湾之地理，包括府县之建制，台湾之物产与风俗。第三号介绍台湾各地物产之交易状况。第四号介绍台湾原住民社会之生活习惯及其与汉人之关系。只有第一号之内容与本文之论旨有关。

上野专一是当时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职位是“二等领事”，根据《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所载他与刘铭传（省三，1836-1895）对话时的自我介绍，他是在1889年奉派福州，担任领事，主管业务范围包括厦门、淡水及台湾府。他向刘铭传说：“此次以领事的任务，即为了通商，来台巡回视察，特别是台湾的砂糖，向来是我国为需要之物，为此来探查商况”，{10}这份报告就是完成台湾考察任务之后所撰写。但是，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日本人的台湾观中，析论其思想倾向，而不在于巨细靡遗地论述他们对台湾的具体主张，所以，以下仅以收藏于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抄本作为分析之基础。

这份报告第一号的重点，包括几个部分：首先，上野专一指出台民以及原住民不喜刘铭传之苛政酷税，民心不稳，思欲谋叛。台民希望有另一个外来政府取代清国的苛政。其次，上野专一详细考察台湾(尤其台南与高雄)沿海之炮台设置及其历史，并对台湾樟脑之商业情况进行了解。复次，上野对于宣教师在台湾的布教亦有描述，关于刘铭传施政的许多消息，皆从宣教师处获得。上野专一也探察刘铭传在台湾岛热衷于洋学，以及设立西学堂积极培育人才的情形，并纪录与刘铭传及林维源的对话，均扣紧铁路实施的便利发言。最后，上野专一指出刘铭传即将去职，而继任者以及清政府将不会如刘铭传一样地治理台湾，并强调台湾物产丰盛，乃是上天赐予的宝藏之地，呼吁日本帝国当局应该积极关注台湾的将来发展。

这份文件虽是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所撰的访察报告，所涉及的都是具体的政经社会事务，但是，字里行间却也透露相当明显的帝国主义心态，值得细加探讨。

（二）福泽谕吉及其台湾论述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从绪方洪庵习兰学，曾三度游学欧美，{11}返国后提倡“文明开化”论，鼓吹自由民权及个人之独立精神，与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开明知识分子组织“明六社”。福泽谕吉著作甚多，约有60余部，对十九世纪末期处于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872（明治5）年2月起至1876（明治9）年11月止，陆续发表的《劝学篇》一书。据福泽谕吉自己在《劝学篇》合订本的序言中说此书至1880（明治13）年时，“发行总数约有70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20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10多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过22万册，以之与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160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12}此书对当时日本社会之影响力至为可观。此外，福泽谕吉在1875（明治8）年撰有《文明论概略》{13}一书，也是畅销全日本，提倡“脱亚”论，此书与《劝学篇》一样，也对近代日本的启蒙发挥重大的作用。

福泽谕吉在1882（明治15）年创办《时事新报》，以发表“不偏不党的论点”{14}自我期许，对当时局势发表看法。从1894年12月开始，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多篇社论，对台湾问题提出各种看法。这些台湾论述的文字，一方面充分暴露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亚洲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明时，所出现的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三）内藤湖南及其台湾评论

内藤湖南是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研究的大师，是中国史领域中所谓“京都学派”的创办人，在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之前，曾任《大同新报》、《三河新闻》、《大阪朝日》等报社新闻记者，足迹甚广，曾于1899（明治32）年9月5日起从神户出发，来华游览，历经山东、天津、北京、杭州、上海、汉口、武昌、镇江等大江南北各地，与中国学者如严复（又陵，1853-1921）等人均有交往。{15}在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之前，内藤湖南曾来台湾，于1897（明治30）年4月，担任创立于台北的《台湾日报》主笔，《台湾日报》后来与《台湾新报》合并成为《台湾日日新报》，是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喉舌。内藤湖南在台湾滞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在台湾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台湾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广泛评论台湾的政治、交通、财政各方面问题，很能反映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台湾观。

内藤湖南精研中国历史，学问自成一家之言，史学界一般通称为“内藤史学”。“内藤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经济巨变的时代，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世社会之结束，宋代是近世社会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则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时期。唐宋的历史转型主要表现在（1）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2）君位的变化，（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任用法的变法，（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生活则从唐代的“实物经济”向宋代以后“货币经济”转变，（8）文化上出现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变化以及庶民文化的兴起等现象。{16}在内藤湖南的著作中，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史的“近世”的指针，均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

内藤湖南的学术世界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内藤湖南主张日本经此一役已然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他说：{17}

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彼皆于其时，应是人道和文明宣扬之最力者，而又于其迹，各见克尽其任者。文明之中心，与时所以移动者其存由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久知此间之肯綮，〔……〕

内藤湖南主张，生于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国民，应“以斯邦而尽其人道之天赋”。{18}内藤这种主张，与他在台湾时所发表的台湾评论，颇可互相发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中的思想倾向：帝国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年上野专一、福泽谕吉、内藤湖南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专业领域互异，例如，上野是专职外交人员，福泽是提倡“脱亚入欧”的西化论者与启蒙思想人物，内藤湖南则推崇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主张中国的“近世”开始于唐宋之际，而且是中国史研究的“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但是，细绎他们三人针对台湾所发表的诸多意见，却呈现若干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所谓“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在世界史上，帝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与地区也各有互异的表现方式。我在这里所谓“帝国主义”一词，取其广义而言，指称“将母国的权力通过兼并或侵略等方式，而延伸或扩展到他国之领土与人民之上”{19}而言。上述心态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在这项定义之下，本文所探讨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一）上野专一

首先，我们检视日本外交官上野专一的看法。上野在《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说：{20}

此次若刘〔铭传〕引退于台岛，由从前之关系推论所见，清国也必因此自然注目于该岛之力日减。果然如此的话，今后对于该岛之事业上，也许会引入外国之资本以继续为之，故很难言不由外力来推展。掌握该岛之将来，无论从东洋之政策上或对于我国人而言，我认为从今以后最有注意之必要。卑官此次巡查访视该岛之内部，除物产丰盛之外，又视察其它之事，实惊其富饶，如以金银铜铁类为始，其它如人民生活上必用之物品，无一不具全，真可称天与之宝藏。关于土地关系，今宜十分注意其尽力于内地之开拓，若要把东洋一大富荣之天地，创作于此岛上，乃不难之事。然此岛在支那姑息政策之统治下，永埋没于此天与之宝物于地中，决不能成为世界之公益，诚可惜之事。卑官巡视台湾府城安平之处，曾见荷兰人所筑之炮台古迹，想到二百五十余年前，我国人对于台岛之割据，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荷兰人在当时战争之后，把我日本之阵帽阵旗，作为赏给土兵之功劳，土兵咸喜此赏赐，而觉无上之光荣)。追怀往事，而想到今日我通商贸易，不振于东洋，不胜慨叹。

上野专一在以上这一段台湾视察报告的结论中说，过去日本之侵占台湾“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可谓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口吻。

上野专一在高雄（当时称为打狗）曾与一位在台湾居住20年的英国医师谈话，他引述这位英国医师的话说：{21}

近来内部土民之心情，羡慕外国人，想要暗地里实现诱导外国进行保护干涉之事，迄今未果，我想今如果有一外国占有台湾之番地，细察土人之意向，施之以宽大之政治，尝试使之免除政府之苛政，则彼等自然展开双臂欢迎。现今支那官吏是否这样丧失一般人民之欢心呢？本来无论台湾南部，连北部亦以米谷为始的杂货品等，并无另外征收厘税，只有地租之税收制度，其实税收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其它地方都无税收。自从刘铭传来台，谋求内地之开拓，颇被课予苛法之税，可说是违反台湾人民之向背。米谷不用说，砂糖以及其它实用的细末之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