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两岸互动与国家认同的重建

一、从民族国家认同谈起

在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百年中国政治与外交史上，最大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中国的地理边界在哪里？中国的观念边界在哪里？中国的现代边界在哪里？中国的主权及于何处？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围绕这个问题，历经变法与革命，农民起义与工人运动，西学东渐与“以俄为师”，内战与外战，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使得这个强天下主义而弱国家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渐渐有了民族国家认同的概念与制度。民族国家认同，简言之国家认同，是现代中国之所以存在的根本。

有了这个国家认同，我们不再信仰君权神授，而相信权力为人民所赋；我们不再把清朝当作外邦，“驱除达虏”不合宜也；我们知道土地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随意送给外国以“交众国之欢心”；我们的和平与战争，不再为王朝利益与领袖好恶，而是为了主权，世界各国与我交往，不仅仅是尊重或同情，而是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在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得益于世界的主权原则这棵大树。总之，有了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有了根，中国崛起有了本。国家认同是当代中国的“国本”。

当然，“国本”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人权。人权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与主权是一致的。主权是集合的人权。一个理想型的主权国家，肯定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一个国内的人权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它的主权也是不完整的，至少它的对内主权的来源方式上有失合法性；同时，它的对外主权也可能因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大打折扣。因此，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两者在内容和实现形式上又是不同的。当今的人权与主权之争，只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真谛的不同理解，既由大国间的不同国情所致，又是话语霸权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

国家认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天下主义中走出来，有先天不足之憾，虽不断遇到西方世界主义的强大对抗与消融，然而在革命与战争的炮火下奋斗，赖于世界友好民族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将民族从帝国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特别是中叶以降，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嬗变。

国家认同建设的主题与时而变。20世纪初是反帝反封建，初建民族国家；20世纪30、40年代是废除不平等的中外旧约；50至70年代是保证国家独立、建设共产主义与进入联合国；80年代是国家现代化与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90年代则是市场经济与国际合作，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完善国家认同，强化中国的国际认同。21世纪的最近几年，国家认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似乎在重新反思国家认同的传统文化底蕴、国内社会基础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异性。

国家认同建设从来都是国内互动与国际互动的综合体，而在21世纪之初，这种国际互动与国内互动的综合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凸现出来。

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本”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国外势力干涉，但又是一个明显带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总是免不了国外的干涉。台湾问题作为问题，就在于它的国际性。我们不从荷兰入侵东亚时代算起，单从日本近代染指台湾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然马关条约时的台湾问题与当今的台湾问题，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台湾问题最初只涉及到中国的末，而非本。因为在一个王朝利益至上的年代里，台湾、海南甚至西藏，其实都是末，枝的问题。所以，打败了，就割出去，或者租出去，或者送出去。爱好国史的朋友都了解，“国本”在中世纪的中国，只是皇帝的本，虽然也假惺惺地把老百姓也算进去，所谓“民为本也”，其实，真正的本就是王朝根本利益，除了皇帝之外，就是军队、祖制、太子与国都，尤其是后两者最为要紧。所谓国本之争，往往是皇太子之争，其实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之争，以及政权接班人之争，而接班人本质上是王朝的可持续发展。国本岿然，天下安定；国本不稳，天崩地裂。宋元明清在台湾进行有效治理，主要是彰显帝国神威，保卫大陆安全，算不上什么根本大计，故清初坚持收复台湾的李光地待收复之后却主张把台湾“给”荷兰。当然，这里的“给”还不是被迫的。到了马关条约，战败的清政府忍痛割“爱”，把台湾“给”了日本，这里的“给”就是被迫的了，不过，这里割的“爱”与清朝对于满州的“爱”又不同。李鸿章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创造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佳话，死也不敢把东三省送给列强，因为，东北涉及清代中国的国本。

民国时代，中国是一个半主权国家，中国重新崛起已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收复主权，包括结束租界制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主权以及恢复台湾主权，已是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的胜利把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到了议事日程。20世纪40年代的开罗会议、波茨坦公告以及雅尔塔体系，均为国际互动条件下的国家认同建设准备了绝好的条件。台湾重新回到中国怀抱，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认同的国际互动层面上实现了巨大的跃进。但是，这种跃进由于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缺乏国内良性互动的配合，而未能发挥足够的潜能。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意味着原有国家认同建设模式在整体上的中断。而国民党逃到台湾，又意味着原有国家认同建设模式在局部上的延续。国民党在台湾存活下来，且受到外国势力的强力支持，继续标榜中国政府的正统性，台湾问题由此而生。台湾问题反映着两种国家认同建设模式的较量，因而上升为国本的性质。共产党在大陆争取了民心，刺激着国民党的台湾政策，一场学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台湾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民族国家建设关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密切结合。国家认同建设在反苏反修以及反美反帝的过程中均有所强化，但强化的程度又是不平衡的。反苏反修也不乏普世主义的追求，但更多强调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反美反帝运动也有着明显的保家卫国的意味，但更多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与世界关怀。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台湾问题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第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国势力在台湾的存在，是对主权的损害，亦即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损害，解放台湾就是建设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第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关键一步，是中国崛起的条件；第三，台湾问题又是制度之争，是台湾的西方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道路代表的多数民族国家建设模式，与大陆的苏联民主体制与计划经济道路代表的东方民族国家建设模式的斗争。因此，冷战大部分时间内的两岸互动都不可能是良性互动，也不可能互动出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共识来，这种共识是最高共识，的确难以达到。

但是，至90年代，“一个中国”的观念却是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不管是炮打金门，还是反攻大陆，不管是南海冲突，还是联合国斗争，国共两党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政治民族主义仍然是海峡两岸执政党没有放弃的大旗。

三、国家认同的重建之途

20世纪90年代特别2000年以来，两岸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前“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受到世界历史、国际格局、国内发展、两岸关系诸项领域的转折性变化。

苏东事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沉重的打击，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好在中国走的是一条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早在80年代就开始的改革开放战略使中国受益不少，实现了国家认同建设转向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发生俄罗斯在90年代初那样的“民族国家重塑”。但是，也面临着如何重建国家认同的重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国家认同重建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不能完全视为与两岸互动无关。60、70年代台湾经济上的腾飞不能不对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大陆产生刺激，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家形成压力，其实正是在包括这种压力在内的种种压力下，毛周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同意让小平同志复出，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复出可能对于普世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否定性后果。战后台湾的土改，70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与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实际上意味着两岸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的某种趋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趋同，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三大任务中，明确把“实现祖国统一”列入。

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已是全球的共识。国家认同的建设过程也是国际政治文化观念社会化的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变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过去数十年里未敢预测的进步。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入世”、政治文明以及修宪，把人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纳入了中国国家认同体系之中，这是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重大成果。这种成果是中国政府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探索来的，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政治实践探索包括同西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的学习，从国外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总结，与两岸互动中的锻炼。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当然包括台湾人的集体智慧在内。中国大陆在两岸互动中没有败下阵来，在痛定思痛之后，实现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朝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但是，在两岸和平统一进入开花结果的关键性时节，在中国国家认同出现历史性机遇的前夜，台湾的独立运动却使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这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败。

这种挫折的标志，就是1992共识被李登辉、陈水扁两届当局的台独政策所破坏。李陈两代，抛弃了国民党的统一政策，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也改变了50年代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这种背弃，从形式上走的是另一条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但不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之路。李登辉鼓吹“新中原”、“新台湾人主义”，目的是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把台湾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民族，而根据威尔逊时代的国际原则，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因此，鼓吹台湾也可以建立民族国家。台湾的民族认同建设不再是国民党的“台湾属于中国，台湾认同即为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认同为中国国家认同贡献”的思路，而且“台湾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思路。这种思路在70年代的台湾民间就有，但上升为主流政治当局的层面，则是90年代的事情。

国民党2000年大选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在两岸80、90年代的和平竞争中，台湾谋求中国正统地位的失败，这也是大陆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的结果。台湾的极端势力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采取了“狗急跳墙”的冒险行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岛内民众对于两岸互动中国家认同建设不对称性的绝望，这种绝望如果说在60、70年代体现为自豪，80年代还有些自信的成份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则出现了激进的非理性动向。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被台独力量所利用。两岸国共两党的斗争转化为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后者上升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国家认同建设的本质内涵之争，而非昔日国共两党的认同建设模式之争，成为两岸互动的基本背景。

四、结构性矛盾、互动空间与新的推动力

从社会学来看，结构与行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吉登斯说的好，结构由实践创造，而这种创造本身也是结构的一部分，行动体与结构具有同构的关系。两岸关系的僵局的消融，系于两岸政治家的创新性实践与互动。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目前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首先体现为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即台独与反台独的矛盾。李陈两代的台独政略，一去不返。目前的陈氏当局所关注的任务是，面对分裂的岛内社会如何重整旗鼓，争得民心，为下一步的公投制宪准备社会基础。而中央政府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认同重建的关键阶段，正在以更加务实和严正的态度应接来自台湾的挑战：台湾问题涉及“国本”，若不能阻止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崛起的步伐可能大为迟缓。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还体现在台湾问题成了国际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大陆在两岸军力对比上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优势，某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陈二代的台湾独立活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将来，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受到大国政治结构的界定。

面对结构，并非没有互动的潜在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不是大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