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明：台湾民意：分布、结构特质与模式

一、西方语境下民意的涵义与特性

民意（public opinion）的概念源于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与此同时，英国的咖啡屋、巴黎的沙龙等一些地方常聚集人们共同讨论，并产生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公共主张，使得民意表现了呈现大众意志的集体声音的特点。那么到底何谓民意？它的定义很多，Glynn 等人曾归结为如下五类：（1）民意是个人意见的集合。（2）民意是多数人信仰的反映。（3）民意是建立在团体利益的冲突上。（4）民意是媒体与精英的意见。（5）民意是一种虚构。其中，最简明、通用、清楚的就是第一类的定义。其实，民主精神下的民意形成过程，就是希望改变人民对政治事物的冷漠，加强对政治事物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它让人民了解本身对民主政治的责任与权利，能够提供大众思考本身对民主贡献的价值与意义，也让为政者认识倾听人民声音的重要性。简言之，民意是民众对某一问题所产生众多观点的表达，它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根基，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而民主政治则保障了民意的生存空间。民意与民主政治划上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注：扬意菁：《民意调查的理想国――一个深思熟虑民调的探讨》，《民意研究季刊》1998年，204期，第66页。）

二、台湾民意的分布与特点

1、台湾民意的分布。

我们将分别列举1996年至2004年间台湾民众在几个醒目且重要的议题：即统“独”问题、“公民投票”问题、“三通”、政党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民生等问题，呈现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态度倾向。然后，进一步分析民意的反应特点、结构模式。

（1）关于统“独”问题。统“独”问题事关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未来发展前途，是岛内主要政治分歧和影响选民政党认同与投票意向的问题，不论是选举期间还是非选举期间，民众对统“独”问题一向都很关注，它又是与“国家认同”、“中国人和台湾人”、“政党认同与投票意向”高度相关的概念。从1996年至2004年民调统计的数据看，在这一问题上，民众的立场比较清楚，但呈现出多元冲突，意见分歧较为突出。如表1所示，近10来，台湾民众统“独”意识的分布结构为“中间大两头小”，属于非对称性的、温和的形态，即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中间立场者，占稳定的多数，比例约在45%到60%之间，主张急统和急“独”者均占少数。另有民调数据显示，台湾青年大学生的统“独”倾向分布形态与此相类似，如中国文化大学《文化一周》民调中心，2003年5月对台湾大学等北区9所大学有投票权的大学生所做的民调显示，大学生中倾向“独立”的占23.7%，主张统一的占10.5%，倾向维持现状的则高达65.8%.（注：http://jou.pccu.edu.tw/weekly/opinion/1009/06.htm.）值得注意的是，总的来说，近年来，主张统一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增减，但有起伏缓降之势，而主张“台独”的则有摆动缓升的趋势，主因在于民进党执政当局的鼓动与纵容下，岛内各种“台独”势力趁机恶性膨胀，气焰嚣张，不择手段诱导民众。当然两岸关系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支持的比例会发生一些波动，但总体上是维持这样一个结构。如2004年9月7日，台湾当局以“瘦身精简”的名义，对“行政院”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后，次日，TVBS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上升到24%的历史新高，而对台湾的认同也上升至历史新高。

（2）关于“公民投票”问题。台湾对于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呼吁与过程，始于1947年，1991年提出第一部“公民投票法草案”，到2003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尽管“公投”在弥补代议民主政治的不足的意义上，值得肯定，它是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一，却非是必要条件。但在台湾却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一直是民进党与“台独”势力争取台湾“独立”的手段，也是陈水扁为化解政绩不彰，施政无能对其谋求连任带来的巨大冲击，意图通过鼓噪“公投”激化统“独”矛盾，操纵民粹，捞取选票。而反对“公投”与“台独”则是“泛蓝”阵营一贯的立场。可见，在台湾“公民投票”的政治意涵大于政策意涵，特别这次“公投”在蓝绿阵营选情高度紧蹦、充满争议的情境下进行。TVBS民调中心在当局提出所谓“公投”题目后的民调显示，有57%的民众表示不知道陈水扁提出的“公投题目”，反映了“公投题目”公布半个月后，民众似乎不太关心“公投议题”。当群众被问到“公投可能需要花费二、三亿元”，不赞成的比例更高达63%.其次，较多数人愿意用“公投”方式来解决重大的非政治性问题，但不愿用同样方法来解决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根据TVBS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民众不造成在“总统大选”投票当天或之前，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统“独”走向，这结果也反映出台湾多数民众长久以来的希望维持现状的愿望。而且，在这一问题上，民众的意见分歧也与政党立场高度关联，如有调查表明，陈水扁的“公投”诉求，仍然有效地动员了“泛绿”选民的支持，TVBS于“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所进行出口民调，有关“强化国防”案的调查结果显示：投给“陈吕配”选民中，领取“公投”票者占94%，投给“连宋配”选民中，只有20%领取“公投”票。至于“对等谈判”亦出现相似比例，有94%选民领取“公投”第二案选票，只有21%的“连宋配”选民领取第二案选票，这说明了在舆论的诸多异议中，“泛绿”选民的取向相当稳定，而且候选人倾向与领取“公投”选票倾向之间确实呈现相关性。（注：陈志玮：《三二0公投与台湾政治发展分析》，《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一卷，第二期，第68页。）这亦是台湾民意结构化的一个表现。另外，这次实行“公投”的结果以因投票人数未达投票权人数之二分之一而宣告否决，一定程度上与来自不同政党支持彼此动员与反动员的结果相关联。这也说明了台湾地区大部分民众是反对旨在“台独”的“公投”，这与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投”民主即民众的立场无须透过党派的中介来表达相背驰的，再次说明了“公投”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陈水扁想玩弄“公投”牌，挑动“台独民粹”，撩拨岛内的“省籍矛盾”，意在打击“国亲”。

（3）关于“三通”问题。从表2可见，民众对两岸“三通”需求殷切，赞成“三通”的民众都在六成以上，另有数据表明，工商业者赞成的比例甚至高达八成。这说明了自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岛内要求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成为主流民意，2001年8月初，在台当局为因应岛内经济衰退而召开的“经济发展咨询会议”上，要求开放“三通”成为压倒性的声音。但相信当局可能在2004年底达成直航的人却只有10%左右。这或可理解为：一方面，民众对与自己利益可能相关的议题，大多会有既定的立场与看法，而且较难改变，对之期待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众对台湾当局的直航的宣示已产生严重的倦怠与不信任。不过民众无论多么厌倦政治炒作，人们对直航仍然有极大的期待。因为，对于民众而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

（4）关于“政党认同”问题。政党认同是民众对一个政党表示支持的心理取向。由表3可见，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由1996年的34.8%降至2004年的21.2%，其中，在首次政党轮替后的当年降至最低点14.5%，之后，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两年，政局不稳，经济持续低迷，两岸关系僵持，“三通”难有根本性突破，岛内民众重新燃起对国民党的希望，认同比例有所上升，2004年升至21.2%.但总的来看呈下降的趋势，而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则呈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1.2%升至2004的24.5%，其中，2000年达到最高点26.6%.另外，民众对亲民党的认同呈缓慢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7.5%降至2004年的10%；对台联党的认同有微弱的上升；新党的认同者虽已是极微弱的少数，但近年又有微弱的回升，而“建国党”则完全泡沫化。这反映了台湾政党版图处于重划之中。由社会分歧的角度观察，政党的出现必然隐含着社会分歧及衍生利益的冲突存在，民众在不同主客观的分歧基础上，逐渐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或归属于一个政党的情形，而且这种归属与认同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2004年选举的结果看，对于胜选的民进党而言，其认同民众的比例已经趋近30%，如考量民进党所具有的执政优势，未来民进党还将逐渐成长，但是此种成长必须建立在民进党有可观的执政成绩可以说服民众的继续支持，否则，其成长便会遭遇瓶颈。民众最为看重的是“重视民意”、“改善经济”和“施政经验”，如在2002年的一个民调显示，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两年，政局不稳，经济持续低迷，两岸关系僵持等原因，有40%和31%的民众认同国民党促进经济发展、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而只有不到10%的人认同民进党的能力，更有54%的民众希望“第二次政党轮替”。

（5）关于“族群认同”问题。族群认同是在民众中逐渐浮现的一种“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与省籍分歧具有密切的关系，却分别指涉不同的内涵。如果说省籍分歧是一种毫无选择的客观上籍贯的划分，而族群认同则是另一种可以选择的主观自我认定。从表4可见，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都在四成以上，自1996年以来，对“台湾人”认同有所上扬，从1996年到6.2%上升至2004年的40.6%，而对“中国人”认同有缓慢下降的趋势，由1996年的21.4%下降为2004年的6.3%.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政治环境所诱导的，与民进党执政当局和“台独”分子别有用心地不断鼓噪宣传、制造分裂活动有关。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台湾人”认同的意识有在岛内渗透扩散的势头。

（6）对施政、经济和社会的看法。据《联合报》2001年6月27日的民调显示，政党轮替一年来，有八成民众不满意一年来的经济状况，七成不满意政治状况。另据TVBS民调中心2003年6月8日的一项民调显示，台湾地区20岁以上男女对陈水扁执政三年来的满意度仅二成七，以往最支持他的中南部民众，在这次调查中，满意度也不高，不满意度都超过五成。原本民众对陈水扁是有所期待的，但在首次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当局迟迟无法摆脱“少数政府”的困境，政局频频陷入朝野对峙的僵局。台湾经济更在2001年出现40多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广义的失业率达到7%以上。民众普遍感到，他们尚未享受到政党轮替所应该带来的民主改革的红利，却已经开始饱尝政局动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恶果，同时新的金权政治弊案还不断涌现。民众普遍感到彷徨无助，民众心理所累积的迷茫、失落与挫折感，导致人心浮动，社会信心危机深化。（注：《民意为何离陈水扁而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毛仲伟教授》，海峡之声网，2003年6月17日。）2002年，社会矛盾激化，群众街头抗争活动频频发生，“劳工大游行”、“教师大游行”、“农渔民大游行”，此起彼伏。据台湾“中央大学”一项在2004年“总统”选前开始至选后才完成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台湾的信心比率也下滑，未来半年的家庭经济状况、购买如汽车、电脑、房屋等耐久性消费品、就业机会等指标，信心反应全部下滑，过半数投资者直指未来半年不是买股票的好时机。对台湾更为重大的长远影响是，移民潮再起，白领专业阶层去意加剧，出现专业人士出走的现象。（注：关力：《说说台式民主这道菜》，《广角镜》，2004年6月，第76―8页。）另有《天下杂志》表示，“国情调查”报告显示台湾人民对政治与经济不满情绪升高，2002年的“国情”调查对政治不满意比率为53.9%，2003年调查时的不满比率升高到62.3%，对经济表现不满意的比率也高达79.2%.2004年“大选”后，TVBS的调查显示，42%民众表示最近一年过得不快乐，根据历年调查趋势资料显示，1999年政党轮替前民众的快乐指数最高，62%的人觉得过得快乐，2002年下滑至53%，2003年又微幅下滑到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