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蒋经国与台湾的改革

（陶涵，前美国资深外交官、『蒋经国传』作者 （JAY TAYLOR）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生平，道出中国现代的四次大改革，其中有三次发生过了，一次还在进行中。若我们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记加上来平衡，这四人的传记，将会涵盖：(1)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和政体革命；(2)共产主义革命，包括其军事胜利及对中国社会的大规模改造；(3)台湾和平渐进的民主改革、经济现代化与生活水平提升；(4)正在进行中的是，大陆极权社会和平渐进的解体，包括区域资本主义急剧涌现与较为开放的社会。我们今天的主题，将集中在蒋经国与上述的第三次改革，也就是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过程。

1960年代早期，我在台湾停留了5年，其中曾谒见过蒋经国几次，但都没有机会深谈。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不觉得他有多可怕。1965年离台后的20年间，除了婆罗洲的两年和南非3年外，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在负责中国大陆的事务。直到1995年，受哈佛大学出版社与时报出版社之邀，为蒋经国写传，才又重新开始研究蒋经国。

当1960年代早期，我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任职时，曾写过无数台湾政局的分析，并大胆地论断台湾和平民主改革的可能性。我不得不承认，当年我完全无法想象，国民党那种稳定的独裁体制，又加上外省族群的支持基础下，政权怎么可能和平转移给多数台湾人？

后来我调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观察员」。我们的想法慢慢改观。例如：1971年夏天，季辛吉造访北京前后，我们发现大陆局势突现异象。报章上蜂涌的昵名批判，终结了林彪的时代，也宣告他的死亡。

当然，季辛吉深入禁区，憾动了我们和华府的国务院。但1971年当时，不管季辛吉还是毛泽东，都无法想象毛泽东死后，中国竟会发生了铺天盖地的大改革，造成整个意识型态和极权政体的瓦解。

1980年代，部份人士开始认为，邓小平的改革，终会造成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大震荡。其中一位就是蒋经国。当时，大多数岛内外的观察家都还无法预见，接下来的八年中，台湾即将发生的政权和平转移。当时经国以为他的岁月还很充裕。他私下派代表去找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李洁明，告知他的政治蓝图，包括了自由普选，以及普选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台湾本土化。

经国去世后15年的今天，不管怎么说，台湾都已经是完全民主的社会──就像在美国，真正的民主往往杂乱无章。蠢事到处都有，连贪污也没啥稀奇。我记得季辛吉曾说，在民主政治中，九成的政客，坏了剩下那一成的名声。经国若还在世，当然不会乐见国民党2000年总统大选败选；然而，对于和平进行的选举与政权转移，必然会感到非常欣慰。这才是民主真正的试炼。

陈水扁就职典礼的意义，不只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权转移，更反映出敌对政党间迅速适应的颠峰。虽然中间或有波折，但各党派都相当尊重民主法制。此外，大家也保持良好风度，派系间彼此自制。像1988年1月经国去逝时，执政当局发布30天的国丧期，民进党也跟着取消原订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书里所述的场景，和南非的情形，其实很类似。台湾的党派和解，就像非洲民族议会和南非国民党和解一样戏剧化。比起南非经过长时间的内部流血冲突与国际调停，台湾的党派和解也许更值得借镜。

在经国去世的1988年1月时，政权转移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都有了。反对党在街上示威游行，在国民大会对总统叫嚣，并严辞痛批国民党和国民党党主席家族。1988年1月13日那天，经国的助手马英九原本要向他报告，40年前从中国各省选出来的老国代和老立委终于全部点头同意退休了。依当时规划，不久即可举行立委国代补选，让台湾多数族群主导国会。大陆国代和大陆立委虽不合时宜，但他们竟肯自愿放弃薪俸，反映出经国要求外省菁英配合改革的决心。

民主是蒋经国一项很特殊的遗产。之所以说特殊，因为蒋经国正是国民党独裁的推手。他是1949到1950年代早期白色恐怖的执行人，光是被警察镇压枪决的就有18,000到28,000人，比例上相当于杀害二十万美国人。像台湾这样的警察国家，要进行民主改革非常困难：首要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阶级。经历过高压统治后，执政当局在害怕被报复的心态下，非常不愿交出政权。这样的的心态，在主导高压统治的那一代中，特别明显。

经国一手建立的情治系统，像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这些人，都反对政治改革。然而，也正是因为经国长期领导军情系统的背景，及他与高层的关系，使他能带领这些政治高层，迈向改革的道路，最终将政权移交给台湾本地人。

除了这些警察国家中常见的权力惰性外，国民党也被一群特殊的少数族群所掌控。这群统治阶层，当然是由两百万1949到1950年间，跟随蒋介石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及其后代组成。即使移居来台十年后，外省人还是垄断了大多数的官职，其范围遍布军事、情治、行政、立法、司法、党政与国营事业部门。

一旦危及这些少数统治阶层的薪俸、政治权力与各种既得利益时，要把政权和平转移给多数台湾人就会非常困难。就像南非一样，在1980年代，大多数观察家都认定，南非除了种族隔离政策本身的因素外，要白人放弃官俸和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垄断特权，还给占多数的黑人族群，是不可能的。

外省菁英一厢情愿反攻大陆的意识型态，让整个体制更僵化。此外，台湾政治改革的远景，则掺杂了执政者本身的因素。到1980年时，蒋家统治中华民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接受多数统治对他们而言，无疑等于王朝的终结。

因此，僵化的台湾有四道坚固的防护墙：官僚体系、外省族群、意识型态与家族主义。

那么，改革从何而来？经国如何说服国民党的外省精英，以启动民主改革，终结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威胁他们八十年来赖以为生的政治土壤呢？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如何说服长期被镇压的反对运动势力，在互谅的基础下依法转移政权呢？他又怎么会以为，新当权的台湾多数族群，会公平对待原来统治的外省少数族群呢？

原因当然很复杂。首先，台湾的情况就像南非一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或叫作人的因素，也就是蒋经国本身的性格。

研究蒋经国多年后，我深信他的性格深具民主、平等与同情心……在我1960年代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任职的那个年代，这些对我或大多数台湾人，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但在各个阶段对他了解较深的人，尤其是许多垂暮的老者，几乎都对他的个性赞扬有加。这些人包括：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共产党、国民党、自由派与台湾人。若回溯到1940年代，那还要加上许多犀利的美国驻外特派员，和美国海外事务协会里，看不惯国民党官员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大陆出版无数的蒋经国研究中，我只看到一篇比较不正面的评价。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外交官和海外特派员对国民党官员的批评都不假辞色，只有经国是例外。美国海外事务官(American FSO) 罗勃特 (Rovert Service)也对我说过，经国的谦逊、善良、风趣与活力，也让他深受感动。他说，美国驻华官员一致认为，经国主政的赣南，彷佛「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

有人说，童年生活扭曲的人，和受到重大挫折的人一样，比较容易体会人生的无常，想法也比较务实宽广。这种人同时看得到理想和现实，会成为比较务实又有远见的领袖。

经国从小就经历了很多创伤。他十岁出头时，亲眼看到他父亲殴打母亲，一个是他最崇拜的人，一个则是他最敬爱的人；十五岁时领导上海学生示威，并决心放弃法国，远赴莫斯科求学。当时他不只崇拜父亲，更把国民党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但他十七岁时，开始反过来抨击自己父亲是中国人民之敌；不到一年的光阴，他就放弃了他热衷的托洛斯基主义。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也继续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队长。他以红军军政学校第一名毕业。此后十年，他几乎只与俄国朋友为伍。这些朋辈大多死于斯大林大屠杀。他当过莫斯科市郊一座集体农场的主席，也曾在斯大林的示范工厂「工厂中的工厂(Factory of Factories)」中，乌拉山区的乌拉马许 (Uralmash) 担任商店经理，亲身体验苏维埃式的生活。

他后来娶了俄国女子蒋方良，并打算在苏联渡过余生。然而，1936年12月，在他即将获准加入共产党的前一天，他的入党申请被退件。……三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在他父亲身边做事，并重新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他不只把江西省专员做得有声有色，也创设了两所军事干部训练班……但他知道这些工作，要拓展到国民党统治的整个中国，还有太多的困难。

他明白国民党致命的弱点，也清楚国民军内的腐化和理不清的派系斗争。他组织了青年军，却没能赶上对日抗战。他想让青年军取代国民党……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他在东北与苏联斡旋，在上海打老虎，对抗通货膨涨。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也都在最后关头功败垂成。他唯一的成功，只有在国民党败退时，成功负责把故宫收藏品、国民政府的黄金和外汇存底通通撤到台湾，并因此成为他父亲的左右手。最后，他父亲交给他一个更大的任务，要他负责肃清共产党奸细和台湾潜在的反对派。这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但他还是做了，蒙上一生的污名。

1960年代初，经国的务实性格，已经预见外省人不可能无限期统治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洞见。例如，1966年他告诉美国代办 (U.S. Charge)说，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他怕美国到最后会耗尽人力物力，被美国人民背弃。当时还是1966年，在美国也只有乔治布雷 (GeorgeBall) 和几个先知预见得到这件事！

经国的害怕有他的道理：他怕美国在中南半岛过度扩张后失败的结果，对台湾造成严重的后遗症。此外，自1960年代晚期，他也预见了美国在中苏边境冲突后，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共态度上的结构性转变。国务卿艾奇逊预言成真──中苏的连盟关系生变，北京开始采行狄托不结盟主义(Titoism)。艾奇逊因此深信，美国和中共终将化敌为友。

当时还夹杂许多因素，像：越战越陷越深，国内战争疲劳和反战示威越演越烈，还有中共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威胁。事态的发展，一步步逼着美国人，要和中国握手言和。经国很清楚，1967尼克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的「我们不能永远使中共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所代表的意义。他1970年访问华府时，曾和尼克松会餐长谈，不过真正的关键是，季辛吉亲自步行到接待经国的布莱尔宾馆(Blair House)，不用译员陪同，和他单独密会了一个小时。

在我访谈季辛吉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做记录，真的完全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不论真相如何，当经国离开华府时，他对尼克松和季辛吉打算和北京修好一事，已经心里有数了。

1950到1960年代间，美国把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当成对抗共产主义中国扩张的重要伙伴。因此，美国舆论也不大在乎台湾有没有自由人权。只有在1961年，国务院要驻台北大使庄莱德(Drumwright)，为雷震组党被诬罪入狱一案，向蒋介石抗议。庄莱德回复国务院说，雷震破坏国民党的统治安定，蒋氏的确逮捕了雷震。不过，庄莱德也说，蒋氏不会理会我们的抗议，而且我们也没有立场这样要求。

但无论如何，到了1960年代晚期，蒋经国也意识到，美「中」关系的和解，代表台湾的现状终会结束，美国政府和民间迟早会开始注意台北政府独裁的问题。

除了这些世界局势外，台湾社会的发展也改变了经国对未来统治的想象，包括：经济快速成长，都市和受教育人口持续增加，台湾人与外界频繁的互动等等。

即使在1970年代之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局势发展，在在都让蒋经国体认到，国民党必须要有更长远的目标，转型成一个全民政党。也就是说，逐渐走向开放民主，最终成为一个由本土台湾人主政的政党。因此，他于1960年代末期，就开始他的党政宪政改革计划。

按计划，经国和他的改革同志，原本想要缓慢渐进，一步一步转型的。一开始，他们预计转型要花二十年左右，他们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用。改革的路上会有各种阻力，有进有退，也常摇摆不定……但经国心中的目标从未动摇──追求一个全民的民主。

经国把1970年代早期美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逆局，转化为他和台湾的利基。

对他来说，美「中」关系与世界局势的大逆转，不是政治保护的借口，而是向前进步的动力。

在此，经国再次展现了灵活的手腕。美国自1971到1979年间对台政策的冷淡，促使党外人士和外省族群为共同利益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