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方：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与两岸经济合作

摘要：新世纪初期，在全球化、区域化大发展背景下，在两岸经济合作日趋紧密而政治对立不见缓和的矛盾纠结中，台湾对外经济层面凸现出“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新产业空洞化”、“经济边缘化”、“发展战略泛政治化”等问题。文章对上述“四化”问题的现象和成因加以探讨，重点分析大陆经济成长对其产生的客观影响，进而阐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对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两岸经济合作

一、新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的“四化”问题

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遭遇50年来罕见衰退，反映在对外经济层面，不但对外贸易、投资多数指标呈现持续、大幅度下滑，而且一些主要对外经济关系消长也出现较大反差。从表面上看，这些不景气与世界性投资、贸易衰退有密切关系，并且其中一些指标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已呈现利好走势，但实质上反映了台湾对外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透视出全球化演变格局中台湾经济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一）“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

自1990年代初制造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以来，台湾电子、信息通信产品出口比重开始逐年递升，至1990年代末期平均比重已达到30%以上，10年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而其它两类大宗出口产品中，纺织品所占比重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金属及其制品所占比重虽缓慢上升，但10年间仅提高了不足1个百分点。这种演变格局反映出台湾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化特征。

台湾出口产品结构向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的重度倾斜，一方面虽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对外贸易容易遭受国际景气波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台湾对外贸易的大幅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缩减所致，因台湾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以个人电脑（PC）及其上游产品为主体。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需求的饱和以及1990年代末期美国企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从2001年第二季度开始国际市场个人电脑出货量急剧下降，从而对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致使2001年出口额较2000年锐减119.7亿美元、负增长23.4%，而出口萎缩进一步引发“出口引申”疲弱，导致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进口同期缩减94.2亿美元，负增长24.4%.2002、2003年，台湾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6%和7.9%，但仍属于低基期上的恢复性增长。

台湾经济对出口有很高的依赖性，出口出现问题将会带累经济全面衰退：除使国际收支受到影响外，还会直接带来内部经济调整，引发企业投资缩减、出口引申下降、生产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等连锁反应。

近年来台湾经济衰退，受出口贸易下滑的影响很大，从中也透视出台湾“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的严重性。

（二）“新产业空洞化”问题

产业空洞化（Hollowing-Out ）是指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大而带来的本土生产、投资、雇佣等减少的现象[1].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湾先后发生了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石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举外移，由此引发了岛内学者对台湾产业空洞化的担忧。后来由于台湾快速推进向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传统产业外移造成的经济转型压力。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尤其2000年以来，台湾岛内资本外移逐渐转向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遭受50年来最严重衰退，出现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下降，民间投资、外资投资巨减，失业率攀升等现象。岛内部分学者认为，资讯产业大量外移所引发的“产业空洞化”是导致台湾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于是，“产业空洞化”又成焦点。由于此番的“产业空洞化”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外移现象而言，故称之为“新产业空洞化”。[2]

按照产业空洞化的一般性衡量指标（刘红，1998[3]；林武郎；2003[4]），台湾确实存在“新产业空洞化”趋势：首先，台湾信息电子产业的海外投资逐年上升。以其中之电子电器业为例：1952―1990年台湾FDI 制造业净流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电子及电器产业21.4亿美元，占制造业资本净流入的29.8％。自1993年起台湾FDI 制造业投资除了1995年为净流入外，其余各年均为净流出，表示台湾制造业资本外移超过外部制造业资本进驻，呈现资本净流出的局面。1991至2003年FDI 制造业净流出高达236.5亿美元，其中电子电器业FDI 净流出65.3亿美元。尤其是2000以来的四年间，台湾电子电器业FDI 净流出总额高达68.0亿美元，占过去13年净流出总额的104.1%.[5]

其次，台湾资讯产业海外生产比重大幅增长。据台“经济部”2003年12月1日公布的2003年“制造业经营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逐年增加，岛内自制比例逐年减少，2002年委由海外生产基地生产的比重达到18.7%，相较2000年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信息硬体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攀升更快，2002年已达到64.3%，较2000年提升了13.4个百分点，2003年更高达79.1%.[6]

此外，与台湾FDI 制造业投资净流出趋势同步，台湾本土制造业从业人数、设备投资率、生产指数年增加率、劳动生产力均呈下降态势。[7][8][9]

总之，以信息电子产业为主体的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外移，不但引发本土投资规模萎缩，失业率增加、而且有进一步导致其国际竞争力弱化的倾向；岛内制造业资本外移已不单是“防御型”投资性质，而显露出“扩张型”投资迹象，其结果也不单是扩张经济势力和促进本土产业升级，而是造成高科技与上游工业大规模外移，致使台湾经济面临“新产业空洞化”的挑战。

（三）“台湾经济边缘化”问题

“台湾经济边缘化”概念最初是由台湾岛内学者提出的，主要意涵是指随着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整合的推进，台湾面临由“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所导致的市场空间缩小的危险：1980年代末期，在“南向、西和、北进”的“亚太战略”推动下，台湾经济重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至1990年代初期业已确立了以东亚为投资、贸易重心的对外经济格局。新世纪初期，东亚板块在台湾对外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2002年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地区――至此，台湾最大进、出口来源地齐集亚洲；新世纪以来的四年间，亚洲所占台湾出口比重由1990年代的49.0%上升到55.1%，所占进口比重由49.5%上升到56.5%；所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由1990年代的57.6%上升到59.8%.这种趋势表明亚洲市场对于台湾经济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从目前东亚地区内浮现的AFTA、“10+3”、“10+1”以及CEPA等板块整合来看，对于游离于外的台湾经济显然存在贸易、投资转移的负面影响，有导致台湾经济市场空间缩小的可能性。

实际上，作为与“经济核心化”相对应的概念，“经济边缘化”更多的是对经济体区域经济地位下滑现象的描述，反映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由于可替代竞争的出现而日渐“去中心化”的过程。表象上看，是经济体对区域经济活动参与减少、经济活力萎缩，实质上是区域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台湾经济边缘化”除了“市场空间缩小”层面的意涵外，更主要的是台湾在亚太经济乃至全球产业分工链中的定位问题。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其区域经济地位从美、日经济的边缘上升为亚太区域的技术、产业中介。然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祖国大陆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替代竞争，以及“入世”带来的挑战，加之岛内政治生态等非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凡此种种，都在改变着台湾经济赖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动摇着台湾经济在亚太产业分工链中的既有地位，使台湾经济面临“由产业分工地位下降导致经济边缘化”的挑战。[10]

（四）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问题

新世纪以来，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岛内以及两岸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朝野政党纷争不断，一方面是民进党“台独”政治诉求下两岸关系的严重倒退。台湾当局从“台独”政治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从而导致其经济战略“泛政治化”，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以遏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为出发点推行“全球布局”战略。“全球布局”战略是台湾当局在2001年8月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上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深耕台湾、布局全球”，对于两岸经贸关系，一方面主张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一方面主张加强“风险管理”。这次“经发会”虽然在岛内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就“松绑”两岸经贸关系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在继后执行上却大打折扣。事实证明，受“台独”政治影响，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非但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在实际推行中偏离其原有的经济利益诉求，最终演变为针对祖国大陆的“市场分散”策略。台湾当局一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实施“假开放，真管理”，一方面积极深化与大陆以外的经济伙伴关系，试图以“多元分散”策略减缓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步伐。

其二是为达成巩固政权、竞选连任等目的，陈水扁当局以意识形态主导岛内财经政策，致使其施政中心不再是围绕经济发展而是围绕政治斗争[11]，诸如与在野党在“核四”、“防SARS”、“党产”、“公投”、“制宪”等政经议题上攻讦不休，以及为选战而出台一系列短期性社会福利政策等，都充分体现了其“政治主导经济”的“泛政治化”。

总之，台湾当局的“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使岛内政治因素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在民进党执政以来的四年内上升到主导地位，其所引发的岛内政局动荡、财经政策摇摆不定、两岸关系前景不明，特别是迟迟无法达成两岸直接“三通”等，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岛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侨外投资持续下滑，岛内企业加速外移，欧美商会纷纷撤离等。总之，台湾当局从“台独”理念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造成了台湾经济环境恶化，使台湾经济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

二、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四化”的影响

“四化”问题，究其根本，是内、外部经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台湾经济结构性、当局战略性等深层次问题的反映。“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是传统产业出口萎缩与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显现：“新产业空洞化”导因于全球IT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但其实质仍然是台湾电子资讯产业本身结构升级及其在国际IT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问题；至于“台湾经济边缘化”，表象上看是台湾游离于区域经济集团化而导致其区域经济地位的下滑的走势，但最终取决于其区域经济角色调整，相当程度上是台湾当局全球化战略取向的函数；而“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的主要根源则在于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统筹对外经济政策。

“四化”问题由来已久，但在21世纪初期凸显出来，主要是受全球化、区域化浪潮冲击所至。特别是大陆作为亚太新经济增长中心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化、区域化的积极参与，对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大陆经济的成长效应，对于台湾而言，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在两岸政治“哈哈镜”的作用下，在台湾当局的政治宣导下，其消极面被放大，以至岛内存在将“台湾经济边缘化”、“产业空洞化”归咎、问责于大陆“磁吸作用”的舆论。因此，有必要就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四化”的影响加以客观评估，以正确认识“紧密两岸经贸往来”与“保障台湾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一）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两岸贸易稳定增长有利于减缓台湾对外贸易波动性。

近年来，特别是中国“入世”后，低要素成本优势与市场商机的显现，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聚集地。一方面原来分散在其它东亚国家的来自东亚区域外的跨国投资转向大陆，另一方面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东亚区域内的制造业资本也向大陆的迁移。2003年大陆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20.2%；全年吸引合同外资1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以实际投入金额计算，2003年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台湾省、新加坡、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和德国[12].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