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点近似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很大，一幢一幢的小楼排成一个小小的城区，草木掩映，像走进一个清静的大花园。它的斜对面，就是胡适公园，那里有胡适墓，胡适的铜像矗立在一个草木扶疏的小山坡上。我去那天，台北正好来了寒潮，在一片冷风凄雨里，我看到这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的神情格外冷峻，目光里透出一种无边的寂寞。

钱永祥教授的工作室，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的三楼，堆满了书，却不显得逼仄，甚至还辟出一个小小的会客区，显出一份优雅的从容。他说话也是从容不迫，雍容大度，隐隐然有一种大气在。他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三十年前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并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慷慨激昂，痛斥特务学生，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警总"关押六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一个小小插曲。当年的壮怀激烈，沉淀为今日深沉的学术思考。他的研究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他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一文，获"长江读书奖"的文章奖。〕

台湾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

张文中：最近，看到钱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说台湾在国族主义的强势主导下，自由主义已经失落了自己的思想空间，发生了"我是谁？"的身份危机。如果说今天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我是谁？"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失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的话，那么在昨天，他们却曾经是很明白"我是谁？"，而且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功能。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台湾的自由主义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

钱永祥：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跟它一起来的，包括雷震、殷海光这批后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这批人在台湾谈自由主义时，最早只是针对中共的。整个中国被共产党拿走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命运已经断绝了，到了台湾再谈自由主义，首要的对象当然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毕竟隔了一个海峡。而台湾，由于一九五零年韩战爆发以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内部的情势稳下来了，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时首要的事就是巩固政权。他们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高压方式，让这个政权在台湾岛上稳定下来。这个情况之下，台湾第一批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批人，开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

张文中：所以，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的议题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他们政治参与的角色是非常确定的？

钱永祥：完全是政治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文化的议题。他们一开始是宣称自己作为国民党的"诤友"。像雷震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人，起先他们说帮助国民党反共。后来逐渐演变，国民党做事情的方式与他们发生冲突，形成困扰，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批人的批评矛头，就逐渐转向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这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成立和发展的背景。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基本上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的，胡适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名誉发行人，又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自由中国》继承了胡适思想的脉胳。

《自由中国》奠定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基础

张文中：所以，台湾的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精神"或"老北大传统"的一个延伸？

钱永祥：对。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胡适思想的脉络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与中国其它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张东荪、《观察》的储安平等，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不属于中国四零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那批"民主人士"的那条路线，而是与国民党比较贴近、甚至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一些胡适的影响和关系。在一九五零年代，是由他们奠定了台湾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这当然是一个口号，可是，我自己觉得，新闻界、媒体界也有朋友认为，当时他们已经把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甚至都谈到底了。比如，你有一部宪法，你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你有一套司法体制，你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问题、反对党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司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台湾到了一九八零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自由中国》从一九五零年代就开始谈了。

张文中：他们关注的重点，除了现实政治的层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议题，比如人权的诉求等等？

钱永祥：相对而言，社会、文化议题不是重点，台湾那时没有那些东西。同时需要指出，当时的自由主义言论，基本上属于外省籍知识分子的专利。台湾原来的本土精英，到一九四零年代末期，已经结束了。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精英，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语言、文化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理念？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二二八"政治上的镇压，台籍的精英在那次镇压里损失得太严重了，所以，对本省籍的台湾人而言，五零年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时代"，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只好由中国大陆移过来的外省籍的知识分子担当对国民党的批评，充当了延续自由主义论述的一个管道。

雷震对国民党的最大挑战

张文中：但是，台湾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从现实政治的层面切入，所以也使他们必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扼杀？

钱永祥：对。他们当时对国民党的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是蒋介石的连任问题，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另外一个，当时蒋介石正在慢慢地准备将政权移转给蒋经国。国民党要控制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交给蒋经国主持；国民党想要控制军队，成立"总政治作战部"，也由蒋经国主持。当党的势力开始抓学生、抓军队，这对《自由中国》那批知识分子是很大的冲击。当时最严重的两次冲击，都是因为蒋经国势力的扩张，和蒋介石的连任。蒋经国发动了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但还没有正式动手。正式动手，是一九六零年雷震的案子。雷震的案子，基本上是因为雷震准备跟本土的政治精英结合，准备要组党，那时他连络了高玉树、李万居……

张文中：所以，雷震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有时言辞非常激烈。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雷震在国民党之外，要另组一个"不那么听话"的反对党？

钱永祥：对。你看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十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动了很多次的舆论的攻击，但是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胡适之是《自由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自由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办到一九六零年，一共十一年，开启了台湾日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到今天，我个人主张的一个说法是，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代"。

殷海光是学者和斗士

张文中：在这个"《自由中国》的时代"里，雷震和殷海光的历史作用应该怎么去评估？

钱永祥：他们是奠基者，启蒙者。雷震是一个政治老手，以前在中国大陆时，当过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他一向的工作是代表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去跟非国民党人士斡旋沟通的。即使到了台湾以后，他几次去香港，也是为了与香港的"第三势力"去沟通，去斡旋，政治背景很复杂。他能够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去负责党际的沟通，有点类似共产党的统战干部。有人说，他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一些问题，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比方有人说，陈诚是不是背后的什么力量？因为当时整个趋势是蒋经国的势力在膨胀，企图压倒陈诚的势力，而雷震直接冲击到的是蒋经国的势力。但是，殷海光就没有这种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夏道平，《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编委，老北大的，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另外加上张佛泉等几位，共同撑下了整个《自由中国》。到了六零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国》结束，殷海光基本上就退回书斋。从六零年代初期，他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的逻辑实证论、罗素的哲学、海耶克、卡尔．波普，等等，五零年代还翻译了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一九六五年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中国文化的展望》，六六年出版，立刻被禁掉了。如果说到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自由中国》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时代。

"文化英雄"李敖

张文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失败了，然后退回书斋，再来介绍和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

钱永祥：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其实，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思潮走下坡的时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的时代。我觉得在冷战时代，西方的学术局面是相当停滞的，因为它本身内部没有什么冲击。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学生运动爆发，对原来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形成挑战了，然后新的东西才开始出来。台湾的情形是与国际大气候有关的，是国际大气候之下的一个"从变量"。《自由中国》结束，到六零年代再起来的，是《文星》杂志。它是五七年创刊的，到六五年停刊。它前面一半的生命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胡适去世的前后，李敖在上面写文章，我记得有几篇非常脍炙人口，一出来全台湾轰动，文化界轰动。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卖了三版，从那时起，《文星》就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当时，李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强调的是反传统和西化，那时，我正好刚开始念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象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不过，李敖基本上是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他是一个文化批评者，比较不谈当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当然这个现代化里面有不少自由主义成份，可是我觉得自由主义不一定要批判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也可以采取其它的态度。我觉得，就政治议题而言，《文星》对台湾自由主义的贡献，没有脱出《自由中国》的大的架构，只是重复其中的一个局部。这份杂志的意义，在文化领域。

《大学杂志》和《中国论坛》的自由主义诉求

张文中：《文星》停刊之后，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下一任发言人是谁？

钱永祥：六五年十二月《文星》停刊了，到六八年一月出现了另一本比较重要的刊物，《大学杂志》，这是另外一批人了，像胡佛、杨国枢等等，他们刚从国外念完书，是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可是，我个人觉得，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是《自由中国》。另外，联合报系于七五年创办的《中国论坛》，可以说是《大学杂志》人马的再度组合重新出发。这是台湾历时最久的自由主义刊物，在此应该一提。它以《大学杂志》旧人为班底，集结了七零年代与八零年代学成回国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学者，产生过相当可观的影响力。后来，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的前后，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式影响。不过和《大学杂志》一样，就论述的基调、开启的议题、运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设定的价值几方面而言，我觉得《中国论坛》仍然没有超出《自由中国》的论述范围。

张文中：《大学杂志》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自由主义的诉求？

钱永祥：在那个年代，从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到七零年代初期，那是蒋经国积极准备接班的时刻。当时在校园里、或知识界里，谈论宪政民主的诉求，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