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马英九在台湾这八年

马英九先生治台七年半，还有半年才卸任，现在就来给他作总结，似乎有点早。但还是可以从现阶段观察来要试着总结一下，我想分以下八个方面探讨这个话题。

政坛明星“小马哥”

马英九先生出身于传统的国民党家庭，自幼深受熏陶。他原籍湖南，1949年生于香港，后随家人赴台湾，属于“外省籍”。他父亲长期在国民党和政府部门工作，这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他还是个典型的孝子，每个周四必须回去和母亲吃晚饭，每年大除夕必定拖着妈妈的手去买年货。去年4月份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场钓鱼岛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这一点让我很感动，因为当时他母亲病重，后来去世了。过了没多久，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头一句就是“感谢 总统在令堂病危期间拨出时间出席我办的研讨会”。

他的从政生涯，是从国民党的干部，一直做到党主席，从台北市长，做到“总统”。自1984年担任国民党党部第三副秘书长，在政坛崭露头角起，到1998年通过民选当上台北市长，2005年成为国民党主席，再到2008年竞选成功，出任“总统”，并连选连任。这就是他主要的政坛之路。

马英九先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国”非常忠诚。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大陆举行了“九三阅兵”等大型纪念活动，而在马英九的指示下，台湾政府从7月7日到10月25日之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七七事变”纪念日、“八一五”日本投降日、9月3日“军人节”、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及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等等，展现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历史。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马英九的国家认同观念。

在此过程中，补充一点资料：台湾“外交部”还制作了一份官方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论述折页，内容原先都使用“全国军民”一词，我有参与讨论，也提出一些建议，文中出现两次“中华民族”的说法，就是我的建议。

马英九执政这八年来，最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崛起”的效应。大陆经济急速增长，接连超越除美国外的七大工业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台湾对外贸易的40%与大陆有关，在服贸协定未签之前，已经达到这一水平。在此背景下，马英九政府的政策是加强与大陆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

另一重要背景是“中国威胁论”与美日对中国的戒心。如台湾方面担心大陆沿海部署的上千枚导弹，都指向台湾，海峡两岸对此有争执与分歧。台湾希望大陆能释放更多善意。

“不统、不独、不武”

马英九2008年上台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确实展现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前所未有的和祥气氛。

第一，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战略之轴是“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既安抚台湾岛内民意，对大陆也有所交代，“不武”则强调维持台海和平，这三点应是两岸各方能够接受或至少勉强能够接受的；

第二，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框架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的说法强调“九二共识”，淡化“一中各表”，仅从这一点来说，两岸还没有达到全面的“共识”。所谓“九二共识”的说法本身，1992年辜汪会谈时并没有，是后来总结、“追认”的，所以这个“共识”比较微妙，也存在一定争议。

第三，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推进：首先，是恢复两岸“两会”（海基会与海协会）协商机制。海基会与海协会严格来说是官方授权的民间机构，两岸事务的官方机构是台湾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之所以说是“恢复”，因为陈水扁执政时期（2000―2008）两岸关系陷于停顿，甚至近乎破裂。其次，是开放“三通”（又称“大三通”）与陆客陆生来台。“小三通”，即金门、马祖与厦门（后增加泉州、晋江）之间的通商、通航、通邮，是陈水扁与民进党执政时期，由时任陆委会主任蔡英文主导实施，所以，目前正参与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的蔡英文，并非对两岸事务不熟悉和不热衷。

当年“大三通”开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在台湾的超市遇到陆客，感觉非常新奇，因为这样的光景，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陆生方面，早期只是短期的交换生来台，现在更多是正式的大陆赴台留学生了。我个人对此是大力支持，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一些建议。再次，是与大陆方面签订“ECFA”协议，它与香港的CEPA具体条款虽有不同，精神内核是基本一致的，就是大陆在经贸服务上对台让利的开放政策。2009年，大陆同意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WHO（世界卫生组织），这是马英九政府的得意政绩之一。可惜的是后继乏力，其中的关键主要在于大陆方面怎么想。习马会后不少人问我：习马会是否对台湾换届选举处于不利的国民党的选情有所帮助？我觉得，如果双方的会谈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可能就更好。这也是马英九此次新加坡之行，仍然受到岛内一些抨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马英九去“去中国化”的作为。马英九上任不久，即恢复“中华邮政”（扁时代改为“台湾邮政”），重新挂上“中正纪念堂”的牌匾（扁时代还把“大中至正”广场，改为“自由广场”），修改“九八课纲”，增加中国史的课程时间――后者就是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反课纲”运动的缘起。在扁时代，教学课程中台湾史与中国史课时相等，课纲调整后中国史课时明显增加，中国历史很长，这是合理的。台湾本土历史也就400年左右，清康熙前期（1683年）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实施有效管治，之前分别经历西班牙人、荷兰人、郑氏政权等，而中国历史少说也有三四千年了。但尽管如此，此次台湾官方所说的“微调”，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在反对派看来是“大调”。争议焦点之一，是对《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后，日本统治时期的说法，到底是“日据”还是“日治”？ “日治”为过去多年台湾社会的主流说法，支持者认为这是中性的描述，并非“媚日”；而“日据”则包含占领、窃据，是非法不正当之意。最后由马英九拍板，采用“日据”一说，要求正式公文中必须使用，我也收到来自“总统府”（我服务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教育部”管，而是直属“总统府”）的通知。但学术文章中如何用，则仍依个人习惯。

重要的一点是，大陆方面会认为，台湾社会“台独”气氛越来越浓，是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不断“去中国化”教育的结果，但马英九时代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不升反降，“台独”意识继续上升，这一点大陆方面应该要清楚认识，认真对待，并追寻其根源所在。

左右逢源还是夹缝腾挪？

也有马英九恢复不了的“去中国化”部分，比如国家统一委员会（1990年设立，简称国统会）以及国家统一纲领（1991年通过，简称国统纲领），在扁时代废除后未再恢复；改名为自由广场的“大中至正”广场也未恢复原名；维持台湾居民护照上“中华民国”加“TAIWAN”的字样（也是扁时代所添加）。这些方面，应该是台湾社会内部阻力太大，因近年来台湾主流民意对“统一”的认可度越来越低，这一点大陆的朋友们难以理解。

对马英九的这部分政策，我写过一些文章，包括《欲走还留的“台湾论述”》，“两岸统一”非台湾社会主流民意，这是洪秀柱被“换柱”的重要原因，她宣扬的理念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

近八年来，马英九治下的两岸关系，至少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太阳花学运”与台湾社会的集体焦虑。表面上看，此次学运是对服贸协议的不满，反对者认为台立法院对协议的审议太草率，在学运爆发几天后，民意调查显示，对学生的支持率很高。我认为，再好的政策，人民不接受是没有用的。在此事件上，马英九大致上可谓一败涂地，学生基本获胜，去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就是事件的后果之一。台湾民众的集体焦虑表现在：大陆会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改变台湾的政治。

第二，失去年轻世代的信任。近期有一篇网文《身为一个年轻人，国民党得不到我支持的三个原因》在网上疯传，作者的理由有三：国民党太老了；国民党仍活在威权世代；国民党小看了“天然独”。蔡英文说过，年轻世代“独”是天然的，这与大陆方面的主流印象有很大差别，大陆会认为，“台独”都是民进党在幕后操纵民意。

第三，国民党连接“中国”的国家论述有局限性：缺乏真实中国正面形象的支撑。《为何“崛起”中国得不到台港年轻人的信任？》，这是我在香港《明报》发表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也在港台引起相当的反响，现在大陆对港台年轻人问题的应对政策并不到位，无法扭转这样的趋势。

当然，非官方民调也显示，民众认为马英九执政的实际能力不行，是声望走低的原因之一。

在对外政策方面，马英九的主线是“亲美、友日、和中”。但是外界并不一致认为是真正的平衡战略。日本社会普遍认为马英九“倾中”，倾向于大陆，日本也尝试对马英九的拉拢但并不算非常成功。而马英九执政期间签订的“台日渔业协定”，日本方面允许台湾渔民扩大捕鱼范围，被马政府视为重要政绩之一。马英九在去年4月在我筹办的“中研院”钓鱼岛问题研讨会上也亲自说过：现在的台日关系，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最好的时期。

马英九对维护国家领土始终立场坚定。他年轻时在台大读书，就积极参与保钓运动，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我认为他并不反日，只是根据自己过往的观察和经历，阐述自己的立场。在他任内，2012年4月台湾官方发布了《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小册子。

去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马英九应我之邀，出席“多元视野下的钓鱼台问题新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是在318太阳花学运刚刚发生一天半后回复确认出席发言的，可见他对此议题的重视；4月10日学运结束，一周之后他如约出席会议并做了30分钟的长篇发言，尽管期间还是遇到会场内外的抗议活动。

布局后“习马会”时代？

近两年来，“习马会”一直在积极运作，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马方面认为是最佳时机，那是以经济体而不是以国家名义参与的，可照顾双方的颜面，但大陆方面以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为由拒绝，看起来似乎已成为“死局”，所以此次新加坡的“习马会”成行，不少人都感到意外。就在不久前美国军舰进入南海中国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引起中方抗议，马英九则对美方行动表示欢迎（这与台湾防务依赖美国有关），显然令大陆不悦，在此情况下，大陆主管对台事务官员很难主动提议继续推进“习马会”，而此一来自最高层的决策，正显示习总书记的魄力。我在一年前的《明报》上就写过《习马为何不能见？》的专栏文章，表达了我的看法。

我认为，“习马会”，是意在明年台湾520大选（国民党很可能会输，失去执政地位）后，重新布局两岸政策，尤其是在马英九卸任之后，扮演“两岸桥梁”的角色。过去一段时间，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一直在充当此角色，但他已79岁高龄，且自从参加大陆九三阅兵后，在岛内各界包括国民党内部（“痛心”、“遗憾”）都饱受批评，处境不佳。一旦民进党胜选上台执政，马英九被期待能接替连战，因此不排除520之后，他会来北京。

马英九与连战的政治风格不一样，连战身段柔软，马英九则原则性较强，认定的方向会坚持走下去，过去大陆方面对其不信任，也因为此点，担心他踩到大陆设定的“红线”。但在习马会当天，马英九的表态，大致上应该能让大陆满意。这也显示，马英九此时正在调整身段。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调整可能是把“双刃剑”，因为要同时得到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认同，并不容易。

两岸领导人能跨过66年的历史恩怨，坐在一起，我们当然要欢迎。但我不完全赞同马英九努力促成“习马会”，是为了追求个人历史地位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马英九的历史定位早就有了，不管有没有“习马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马英九的最后一年与历史定位》，文章的结论是：“（他）成功开启了两岸分治以来暌违60余年的和平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