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

作者:发布日期:2014-11-20

「童兵:"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正文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代表性观点,评介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相同之处是: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府、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国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另外,在实施对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中的彻底性也有不同。

【关键词】新闻自由 监督功能 执政启迪

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公民权利之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如果透视"新闻自由"的哲学本质和政治实践,可以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视角。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立场和经典表述

中国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用"新闻出版自由"取代过去的"出版自由"的概念。这是一种智慧的做法,避免了以往对于"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同理解的争执。

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由和民主,充满着理性与浪漫的憧憬。马克思谈到新闻出版自由和自由报刊时说,自由报刊是人类精神自由表现的产物,是有原则地、大无畏地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把在希望和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让国王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的报刊。

过了不到十年,到了轰轰烈烈的1848年-1849年欧洲大革命时期,他们已经不再迷信国王和王权,他们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新闻出版自由是由资产阶级提出,为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服务,并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起着杠杆作用的伟大口号。但几乎是同时,他们又正确地指出,"宪法的每一节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下废除自由。"① 马克思称资产阶级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全部立法措施为"渗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他说,"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③ 他要求工人们不要拒绝新闻出版自由的口号,指出,如果新闻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要求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一个新世纪到来。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重视工人阶级内部,包括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也要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并且要自觉地同压制批评的言行作斗争。他们反对压制批评的"普鲁士作风"。恩格斯在给党的领导人写信时指出,"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④

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提出并分析过两种出版自由的思想。他说,俄国社会主要存在着两种写作事业和两种出版自由:一种是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资产阶级玷污的写作事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成为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另一种则是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的写作事业,这种完全自由的写作事业,就是党的写作事业和党的出版物。他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事业和出版物,是受不同的出版自由即不同的民主制度制约的,同时又是这些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前者受到警察的压迫,资本的羁绊,名位主义的约束和个人主义的制约。后者即党的写作事业,摆脱了奴隶制的检查制度的束缚,不再充当商业性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人们不再被私利贪欲和名誉地位所吸引,在广阔天地完全自由地写作和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同过去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给予一定的肯定(即形式上肯定民众享有自由权利,实际上虽不充分但仍让民众享有一部分自由权利)不同,由于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无产阶级新政权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愤怒地反击和镇压资产阶级报刊,批判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他说,"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者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⑤ 列宁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出版自由等于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他还强调指出,只有工农政府领导下的出版自由,才是真正平等的出版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享有公共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他还提出,从政治和物质上保障工农群众享有出版自由。可惜,由于当时俄罗斯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列宁的这些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在民主报刊同反动报刊斗争的实践中萌生与发展的。1919年毛泽东接办湘雅医专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报,他在该报第7号发表《刷新宣言》,提出该报今后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这种社会批评和思想交锋,显然同新闻自由有关。但毛泽东1949年之后很少对新闻自由发表专门论述,也没有制定保障新闻自由的专门法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纲领》第49条提出,"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据有关史料介绍,这是毛泽东主持的针对新闻自由的唯一文件。

但毛泽东常常利用新闻自由的另一个功能,即利用报刊和杂志开展对党和人民政府以及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缺点错误的批评。由他改定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这种公开监督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此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自觉,为此中央再次作出决定,推动报刊批评,直到1956年夏天,一些报刊实施改版,强调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这种改革曾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反右运动扩大化,不仅改革中途夭折,中国的新闻自由也受到极大的伤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观点及政策,基本上可以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他把只许反动分子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政策称之为"舆论一律",这种"一律",不仅指舆论,也包括法律。这种"一律",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⑥ 在人民内部,则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方面的思想。所谓"不一律",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就是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⑦

毛泽东把这种"不一律",又称之为"放"的方针。他指出,所谓"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的东西,发展各种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所谓"放",就是在文艺和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放",就是对于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方法,不搞"一棍子打死"。可惜,此话不久,毛泽东就说,所谓"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听了此话,谁还敢争鸣,还敢齐放?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

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要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所谓"大民主",就是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所谓"小民主",就是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⑧ 后来他还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些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⑨

江泽民是在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所以他在第一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就表明他对于新闻自由的立场。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抽象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那个社会里,自由是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规定的新闻自由,和实际生活中的新闻自由是两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事业不再是私有者的事业,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享有依法运用新闻传媒表达意见和意志的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⑩

胡锦涛没有全面阐述过新闻自由问题,而是在谈到民主政治、关注民生、突发事件应对等问题时,强调要尊重人民权利,保障人民自由。他指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重要的是要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胡锦涛要求,既要坚守党性,又要关注民生。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

谈到公开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胡锦涛强调,公开报道突发事件,就是在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上坚持了党中央的"讲真话、报实情"和"求真务实"的要求,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胡锦涛谈到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高度重视新兴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努力构建网上舆论引导新格局。谈到舆论监督时,胡锦涛要求注意区分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与支流,既大胆揭露和批评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又防止人为炒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舆论监督真正起到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作用。

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这里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泛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明确表示在一些问题上不赞同经典作家观点或政策的人物及其思想。笔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缺少全面研究,因此本文只能挂一漏万,对涉及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学说及观点,略作梳理与分析。

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民主问题息息相关。作为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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