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泽：自由主义新闻业及其生存的市场逻辑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一、自由主义的经济诉求

自由主义理论是在反对封建神权，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自由主义的诉求首先表现在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这样一些政治层面上，与这种诉求相对应的理论主要包括在霍布斯、洛克、卢梭、密尔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权力制衡等学说之中；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诉求在于经济方面，表现在要求保障公民私产，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洛克看到了私人财产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的关键作用，因而他将政府致力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看作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说：“我认为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他又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私产。”[1]在这一前提下洛克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正是劳动使人们可以从自然界中取得自己应得之物，他论辩道：“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已用。谁都不能否认，食物是完全应该由他消受的。”[2]正是劳动使人们成为私有财产的合法拥有者，显然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为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建立理论上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洛克显然非常不同于卢梭，因为后者坚持认为私人财产和私有制是人类堕落的万恶之源，也正因为如此，洛克保护私产的观点使他成为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创始人。

自由主义的经济诉求，还表现在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上。经济活动不是由政府或任何超能之人预先设置安排的一套固定程序，而是受个人私利动机驱动自然发生，自由竞争，自发调配，自行生成合理价格以及平均利润的自然化的过程，这正是亚当・斯密的观点。斯密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受牛顿思想的影响而蒙生的，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揭示了物体运动和平衡的规律，这些规律明确无误地表明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秩序之中，牛顿确信物体保持运动和平衡的原因是各种作用力，但他不能确信第一作用力来自何处，他只好将第一动力归于上帝。亚当・斯密受牛顿思想的启发，开始认真思考人类何以能够共存、经济活动何以能够发生这样一些问题，他从普遍的人性入手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认为自利是一切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同时也造成了国家的普遍富裕，然而这只是对经济活动何以发生的驱动机制的解释，要解释人类何以能够共存，经济活动何以能够有序展开运行仍然需要其他的思路。斯密意识到个人私利的满足绝对离不开满足他人的私利，也就是说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利，首先就要意识到对方的需要，为对方提供他所需的服务；有序的经济活动，包括资源的配置，劳资关系的构成，工资、地租、平均价格、平均利润的形成都基于市场中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这种精确算计，这是一个不需要借助于任何外力而自发生成、自主运行的领域。在这里斯密的经济学问题又转化成一个伦理问题，即在自由市场中，私人的恶借助于市场这是看不见的手转化成公共的德性。稍后的黑格尔也注意到了人类通过市场相互联结共存这一问题，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道：“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同时我又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个别的东西就这样成为社会的。”[3]他又说：“利已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来的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和可靠的。”[4]在这里黑格尔阐述的是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种全盘商业化的社会，人与人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去实现自己，社会也在这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得以联结，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一个优于此前任何人类的制度形态。达尔文也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人类何以能够和谐共存，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达尔文提出人类之所以彼此合作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物种适应生存的需要。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黑格尔或者达尔文，他们上述论述中的共同点都在于揭示出人类共存和经济活动中道德的起源问题，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是道德产生和人类共存的基础，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强调的重点。人们的自利动机驱动着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而自由放任和竞争又造就了经济活动的内在秩序以及个人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同时也生成了人类共存的美好道德，这里呈现出来的世界一如牛顿为人们所揭示出来的完美和谐的自然物理世界，只不过在人类社会这个世界里，处处都涌动着的是人类欲望、需求和创造，正是它们创造了完美和谐的人类社会。对此，英国经济学家波兰尼评论说：“对于市民传统的倚重暗含着社会自然和谐和具有普遍利益的假设――也就是18世纪自由理论假设的落脚点。”[5]对于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这样一幅蓝图，于海认为有必要予以重视，他说：“第一，自由主义加强了人们对自发社会秩序的信念，它的起源和功能与政治的权威没有关系，从而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深入开展社会秩序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自由主义留下了两个在社会学思想中有持续活力的分析范式，一个被帕森斯称之为“功利人”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直到19世纪末才被放弃，另一个被伯纳德（J・Bernard）名为资本主义范式，它把人类共同体比作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个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而这些利已的行为同时却保证了集体利益的增长。萨基认为这后一个范式比古典自由主义流传更久，直到今天还为许多社会学理论公开地或末明言地所采纳，成为其基本假设之一。”[6]

二、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关系中的传媒所有制

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不但主导了此后几百年间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也主导了此后整个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在19世纪中叶西方报业由政党报纸转型为商业报纸之后，整个西方报业和新闻业差不多都被置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之中。这个行业确实不同于洛克、斯密或其他任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谈论的那种物质性商品行业，这个行业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它的每一件产品都可能包含着某一特定人群所偏爱的趣味、价值观、信仰乃至意识形态这样一些极其主观性的东西，对这一行业的支配不仅仅体现着人们对物质生产的支配，同时也体现着人们对精神生产的支配，人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洛克们所倡导的私产观念、私有制观念以及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等观念是否也适用于这样一个行业？

第一个无法回避的就是新闻传媒的所有制问题。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强调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是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信念，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几乎一切经济都应该纳入到个人领域。近代以来新闻成为商品，新闻业成为一个具有赢利功能的工业和商业行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依照自由主义的逻辑，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投资新闻业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新闻业成为一桩生意和买卖，成为个人赖以谋生的手段，这既不违背人类一般道德，其中也并不包含太多高尚神圣的东西，政府依平常之心将新闻传媒业视作一般性行业，并依法对这一行业予以保护也应该成为政府行为之常态。

新闻传媒私有制的特殊意义在于，较之社会上那些物质产品生产行业，这一行业是否为个人所有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能否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强调私有观念，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私有制基础原本就包含着双重含意，其一，认为经济活动源于个人的私利动机，经济活动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同时又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自生自发的领域，有其内在的规律，这就是自由市场和竞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只能是破坏经济规律；其二，只有坚决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和私有制基础才有可能保障个人的政治自由。强调新闻传媒私有制的特殊意义在于新闻业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商业行业，同时还是一个承载着权利和责任的行业，这个行业无论是置于私人垄断还是置于国家垄断之下，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个人将难以有公平的机会伸张自己的权利和诉求。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洛克强调对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时候，他强调的也是对政治自由的保护，当亚当・斯密坚定不移地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时候，他不但看到了一般伦理产生于自由的经济活动之中，他也看到了在这种自由的经济活动之中造就了政治上平等的个人。

关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美国当代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显然有着非常深刻的领会，他不相信政治和经济可以分离。他说：“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7]为了论证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他恰好列举了几个有关言论表达的例子，他说：“为了使人们能有任何的主张，人们首先必须要能够谋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已经形成了问题，因为一切工作的机会都在政治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8]接下来他论述了一个怀有主张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面临的不同处境。他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需要说服几个富有的人提供资金来实现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的确，甚至于没有必要去说服持有资金的人们或金融机构，使他们相信有待于宣传的思想的完善性质。只需要向他们说明：在财政上，宣传是能够成功的；报纸、杂志或书刊或其他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例如：竞争的出版商不能出版仅仅为个人所同意的著作；他的关键问题是销售量是否大到使他的投资能得到满意的报酬。”[9]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怀有主张的人，比如说支持资本主义的人，遇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说：“为了使赞成资本主义的主张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赞成者必须有可能对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来举行公共集会，印刷小册子，购买广播时间，出版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等等。他们如何能等集这笔资金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能和或许有人具有很大的收入，甚至有一大笔以政府公债以及类似形式存放的资金；但是，这些人必然是高级政府官员。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低级的社会主义官员，虽然公开主张资本主义，但还能保留着他的工作。然而，想像社会主义上层高级官员来提供资金支持这种‘颠覆活动’是难于令人置信的。”[10]英国经济学家波兰尼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侵犯个人自由同样痛加讨伐，他说：“全面计划是对自由的大规模毁灭；对文化进行计划将使所有灵感窒息，一切创造的努力付诸东流。”[11]在论述斯大林极权主义时，他更加尖锐地批评说：“强大的集体主义是依靠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革命力量排斥个人自由要求，并将其视为卑微和不明智的开端――这就是极权主义，一种将人民的生活全部吸纳进去的政权，人民在这种政权之下生活并完全为它生活。”[12]

应该说明的是，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社会主义显然抱有极深的偏见，他也未能预料到几十年后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巨大挫折之后，也开始在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如今经过改革之后的社会主义也不完全如他在60年代所描绘的那些，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大致也正如弗氏所说的那样。

在弗氏看来，经济自由不仅仅是达到政治自由的手段，同时经济自由也是目的，弗氏又列举了1959年1月26日《时代》周刊有关奥斯卡颁布奖仪式中“黑名单”事件来说明民主社会中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在当时电影评议会出于政治偏见，禁止任何共产党人或引用第五修正案的人参与奥斯卡奖的竞争，这些被列为黑名单的人多达150名，但是好莱坞的制片商并没有因为剧作者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而拒绝那些好剧本，制片商们关心的是剧本能不能给自己带来金钱和利润，对此弗氏评论道：“好莱坞的黑名单是摧毁自由的非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使用的强制手段来阻止自愿交换的暗中勾结的安排。黑名单没有起作用，恰恰因为市场使人们为了保持黑名单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商业所强调的这个事实，即：经营企业的人们有一个尽可能多赚钱的动机，保护了列入黑名单那些人的自由，因为，这一事实向这些人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并且向人们提供雇用这些人的动机。”[13]

事实上，自由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强制性，人们在市场中基于协商自由交换劳动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