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传媒的有限功能

摘要：由于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与社会分工的多元化，不论是在环境监测还是在舆论监督中，我们都不能对大众媒体寄予太多的期望。对媒体功能的分析不能忽视两个事实：一是媒体只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承担了一部分的信息传播功能；第二，媒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呈现全部的信息，其洞察、监督及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区分媒体信息与非媒体信息、媒体信息机构与非媒体信息机构，我们可以客观地审视其社会功能。正如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一样，大众传媒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受其他社会装置的制约。若从舆论监督的角度看，没有其他“非舆论监督”机制或机构的配合，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必然事倍功半，即便在最为民主的体制下也是如此。

关健词：社会性信号 非媒体信息 非媒体信息机构  有限功能 舆论监督

(本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一、引言：媒体能耐几何？

1901年的12月21日，中国报人的先驱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简称《论报馆之责任》），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再次用雄辩的逻辑和充满激情的文字论述了报纸的重要性，他用“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来形容报馆之重要。文中梁启超引用了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来赞颂报馆之功德：“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1]梁启超的这种“报业观”激励了此后100多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媒体为武器，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其精神可歌可泣。即使在今天，信奉“报业救国”者仍然大有人在。然而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论述显然过分高估（或者是有意拔高）了报馆的功能，而忽视了社会分化条件下其他社会系统的存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高估固然可以给媒体从业者带来无尚的光荣与激励，却也很容易使他们眼中只有媒体而走向两个极端：得意时认为媒体万能，失意时认为媒体无用；社会风调雨顺认为是媒体之功，社会发生失范时则归罪于媒体之过。

这种思维在今天的媒体人及媒介研究者中仍然存在。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就有不少人将金融风暴的出现归结为媒介预警系统的失效所致。英国《金融时报》的总编莱昂内尔•巴贝尔就反思和批评了金融媒体和金融记者的报道不足导致媒体预警功能失灵。在他看来，媒体报道中存在的四点不足：第一，金融记者未能领会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失效的重要性；第二，记者们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所享有的政府担保所造成的风险；第三，记者们未能领会银行表外融资增加的重要性、这种现象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顺应周期的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关系、以及杠杆的总体概念；第四，金融记者过于迟钝，未能意识到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意义深远的破坏性影响。[2]在中国，作这种批评的也不乏其人。如石研、徐曼（2010）就认为西方媒体没有预警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财经报刊背离了“看门狗”的职责，在过渡逐利的动机驱动下，从“看门狗”变成了“宠物狗”。[3]原《财经》主编胡舒立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把市场和众多金融机构带入深渊，但事前却毫无警示，“财经媒体去哪儿了”值得人们思考。在胡舒立看来，尽管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媒体事前对危机报道的不充分，报道中过于关注股市却忽视了对真实经济的关注，也忽视了对比股市大得多的债券市场的关注等确实使媒体有失职之嫌，而他们本该做得更好。[4]

凭心而论，这些反思与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作为媒体，就应该发挥监督与预警功能，指出风险之所在，并防范危机的发生，金融媒体监视金融环境预警金融危机是其本份与职责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批评也有其不公之处，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媒体和记者的失职显然高估了媒体的能力，也夸大了媒体的功能。事实上，即便媒体本着最客观独立的精神，抱着最善意的动机（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不与大企业同流合污），它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体不是万能的。由于受到自身职业的激励，长期以来“媒介万能论”的观点主导着记者及传播学研究者的思维，所以我们才会在很多时候将本不该媒体承担的责任或媒体压根无法承担的责任强加到媒体身上，造成了展江教授所说的“社会生病，媒体吃药”的情形。[5]这种“媒介万能论”的观点与思维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100多年前梁启超所处的那个社会。

在笔者看来，我们要客观分析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至少不能忽视如下两个事实：一是媒体只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承担了一部分的信息传播功能，媒体并不是全部信息传播的承担者；第二，媒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呈现全部的信息。其洞察能力有限、监督能力有限，信息分析与收集的能力同样有限。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媒体无法“包打天下”。事实上，对媒体及其功能的分析需要将其置入社会系统中进行观察。如果我们对媒体信息与非媒体信息、媒体信息机构与非媒体信息机构进行有效地区分，对于媒体及其功能的理解可能会更加理性和客观，也能够破除“媒体万能论”的刻板印象。

二、媒体信息与非媒体信息

信息一词的内涵广泛。广义而言，任何有意义的内容都可以表现为信息。英文中的“information”用来指陈述、阐明或解释的观念、知识、消息或证据。[6]媒体信息则指大众媒体上公开报道或批露出来的信息。由于媒体受到“取景框架”的制约，所以只有那些具有时效性、接近性、戏剧性或娱乐性的信息能够进入媒体的报道框架内，因此，媒体信息只是所有信息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量的信息是以“非媒体信息”的方式存在的。与媒体信息一样，非媒体信息也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并给人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例如，经济生活中的价格就是一种重要的非媒体信息。价格是以数字呈现的，表示事物价值、效用或稀缺性的信号。它可以为人们所观察和理解，也可以进行比较。如果一个物品的价格走高，那么它给人们传达出的信息是这种物品的效用在上升或者在市场上变得稀缺。相反，如果价格很低，其传达的信息就是这种物品不是稀缺品或者不具什么效用。价格信息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协调物品的供给，也可以协调人们的行动。在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看来，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s）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哈耶克因此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和一种传播系统（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s）。这种传播系统的功能在于它能够使单个生产者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变化就可以调整他们的活动。哈耶克说：“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the price system）的真正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是这样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7]正是因为价格具有重要的信息功能，所以一量取消了价格，或者价格体系变得僵化，那么其所传达的信息就会受到扭曲甚至消失，就导致社会的供需失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陷入混乱当中。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就曾指出计划经济很难施行，原因在于：第一，资本的合理使用和维护，只有在一种以交换和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制度中才能够得到保障；第二，由于一个完全社会化的制度不可能进行理性计算，所以它完全可能造成各种极为严重的浪费，而其严重程度甚至足以使那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无力养活当下的人口。[8]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Mises）在批评计划经济时也就着眼于其价格机制。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进行经济核算，因为取消了商品和货币交换就不可能在不同质的生产过程，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成本和效益的比较。而且，由于计划经济取消了价格机制，不得不转而依靠计划中心的官僚进行生产和分配，这势必造成经济社会运行的信号系统全面失灵。 [ 9]由于缺乏可观察和比较的信息，计划者指挥经济与社会运转的命令必然充满盲目性。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发挥的信息功能可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更为顺畅。斯蒂格利茨(Stiglitz)比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信息功能后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被看作一个相当和谐的控制机制。每个购买者都监督售卖者的产品质量。如果卖方的产品质量有所下降，那么买家就会更换卖主，或者要求卖方在价格上让步。卖方根据这一情况，来提供适当的质量的产品。”[ 10]这种有机协调是依赖于价格这一信息机制所发挥作用的。价格机制提供的这种信息并非媒体信息。

而知识也是一种重要的非媒体信息类型。某种程度上，信息可以等同于知识。世界银行1999年发布的《知识与发展：1998/ 99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与发展有关的主要是两类知识：一类如农业科技知识、营养卫生知识、计算机知识、会计知识等关于技术的知识；另一类如产品的质量、雇工的勤奋程度、企业的资信状况等关于属性的知识。[ 11]显然，这两类知识都非媒体信息，由于没有时新性，这样的知识未必能够进入媒体的报道框架。又由于其十分专业，即便媒体感兴趣，也未必有能力获得这些专门知识。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则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七大类：第一类是常识，即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知识；第二类是经验性知识，即带有专业性，是在专门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第三类是神话故事和传说；第四类是科学知识；第五类是哲学知识；第六类是艺术知识；第七类是宗教知识。[ 12]从波普尔的知识分类中可见，媒体虽然是知识与信息的汇集地，但大量的知识是以非媒介信息的形态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或个人头脑之中的。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可能得自于媒体，也可能得自于经验、实践或者体验，构成“实践性知识”或“默会的知识”。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是分立的，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是全社会知识总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即使是专家也可能只对某一领域或少数的几个领域知之甚多，绝不可能完全了解所有的知识。这即是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13]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将各种知识汇集起来的社会机制。在哈耶克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协调知识与信息的制度体系。在计划体制下，中央计划机构负责收集信息，而后对全国制定统一计划，生产、分配都按此计划进行。但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收集到分散在市场上的所有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时，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可能拥有任意时刻的所有信息。正是在这一点上，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14]计划体制使分散的知识无法协调一致，进而无法实现社会合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着许许多多的机制与机构激励着人们实现知识与信息的交换，使知识的价值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ynseta）在《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一文中就将资本主义企业理解为“专门收集、整理和出售信息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