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

作者:发布日期:2013-10-19

「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正文

内容提要:传播失灵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功能缺失引起的资讯短缺及信息传递失真、扭曲,进而导致沟通不畅,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状况。它表现为信息进入交流序列后出现的变异与扭曲。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表里。传播失灵、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是一种鼎足而立的三角关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造成传播失灵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其表现有所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传播失灵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但在社会主义等实施媒体国有化的国家,传播失灵则主要是政府失灵的结果。传播失灵也是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内在因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通过找出或设计一种“说真话机制”,能够改善传播失灵并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这也将带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改善,增进公共利益。

关键词:传播失灵;传播完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说真话机制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

“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认为,任何组织的存续都离不开有效的沟通。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以及组织成员的相互沟通是组织存续的三要素,而信息沟通居于核心地位。 1小至一家企业,大至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沟通与传播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 Karl Deutsch ) 在其《政府的神经》( TheNe rves o f Government)一书中将政治沟通看作是理解全部政治的关键。在他看来,政治系统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和它的环境处于一种不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环境的变化要求政治系统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而这种调整和适应以政治系统迅速、全面、准确地掌捏环境正在发生何种变化的信息为前提。 2政治的输入、输出与反馈要有序运转,离不开良好良好的传播系统。陈卫星教授在《传播的观念》中写道:“作为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人们需要政策、策略实施结果的反馈来修改政策和策略。任何社会机构中的管理程序,都应该包含这种方法,形成有利于矛盾转化的双向反馈通道。经济系统功能属性在于效率,社会系统功能属性在于秩序,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有序管理是秩序产生的前提。” 3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合作的组织而言,信息的生产、传播状况决定着组织的运转效率,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合作与良性互动需要以良好的信息流通为前提,但是信息流通有其规律,当受各噪音特别是人为因素或结构性因素干扰时,信息传播就会出现畸变,这时候就表现为“传播失灵”(Communication Failure),它与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传播失灵的内涵及表现

传播是信息交换与流通的过程,它置身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所谓传播失灵,即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进而导致沟通不畅,资源配置无效率或社会福利受损的状况。 4传播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在传播过程当中出现扭曲与失真,从而形成沟通障碍。它既可以表现在人际传播层面,也可以表现在组织传播层面以及大众传播层面。人际传播层面的传播失灵可以表现为“对牛弹琴”、“鸡跟鸭讲”,我们平常所说的“误会”或者“不可理喻”可以看作是人际传播当中出现了传播失灵。人际传播失灵可能是语言因素,也可能是心理因素。而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层面的失灵则更多地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本文所讲的传播失灵主要指组织与大众传播层面出现的信息沟通障碍。

组织层面的传播失灵表现为组织中的沟通失效。有效的组织沟通有利于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充分流动和共享,可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增强组织决策的科学、合理性。但由于组织制度、文化及组织成员的个人因素,组织中的沟通并非畅通无阻。例如,一个信息在高层管理者那里的正确性是100%,但是到了基层的接受者手里可能只剩下20%的正确性。 5反过来也是如此。这种沟通失效不仅表现在企业组织中,在行政组织中更是经常存在。如在我国的行政组织中就经常出现信息障碍,给行政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有如下表现:第一,信息缺失。这些缺失的信息包括来自社会环境变动的信息、来自公众的利益诉求方面的信息、来自专业咨询机构或智囊机构的专业性信息以及来自第三部门的意见性信息;第二,信息失真。相关信息由于在传递过程中被歪曲, 到达决策者手中时已被进行了过滤从而被歪曲了;第三,信息滞后。从信息搜集到将决策信息传递给决策者要经过若干环节,存在的时间差过长,从而丧失了时效性。 6在政治学者俞可平看来,我国政治沟通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正负反馈调节严重失衡。” 7这种政府内部的沟通失效在一些社会民谣中得到了体现。“村骗乡,乡骗县,一层一层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反映的是下情上达受到的扭曲;“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反映的是政治信息在下行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的情形;“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讽刺的就是这种内部信息扭曲的情形。这种传播失灵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组织结构与权力配置不合理是造成这种传播失灵的主要原因。 8

大众媒体的传播失灵则表现在媒体不能很好地呈现事实真相,不能有效地发挥其监视环境与权力监督的功能。即我们常说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在苏联,以《真理报》为首的众多党报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19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9这种情况在中国也非常普遍。作家沙叶新先生曾在《为何“天下相率为伪”》一文中对中国媒体的这种传播失灵有着精辟的描述:“为了宣传,中国的媒体也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10他所讽刺的,就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失灵。

组织层面的传播失灵与大众传播失灵并非截然有别,它们相互关联。由于媒体的信息来源多是政府部门,如果政治系统内的报告、总结造假,那么信源污染之下的媒体公开报道肯定会造成传播失灵。特别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工具喉舌,组织传播即大众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内部的报告、总结如果是虚假的,媒体也会跟着造假。

二、传播失灵作为市场及政府失灵的结果

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通过市场价值规律无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或市场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或无效率的状况。市场失灵在生产领域表现为宏观经济中的无序化,产业发展不平衡,无法提供公共物品,亦无法克服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在分配领域则表现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无法提供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亦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等社会目标。政府失灵( Government Failure)则指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而干预市场,采取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却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的状况。[ 11]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行为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盲目决策、盲目上马,拍脑袋决定等等。腐败与官僚主义通常是政府失灵的比较容易观察的指征。

在笔者看来,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因果。传播失灵不是政府失灵,也不是市场失灵,这三个概念之间是“三足鼎立”而非互相涵盖的。政府失灵主要是决策干预或政策系统的失效,市场失灵主要指经济竞争系统的失败或扭曲,而传播失灵指的是信息沟通系统的失败或扭曲。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向不同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传播失灵与政府及市场失灵又无法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

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通常会导致传播失灵。信息资源的配置受到市场的影响,当这个市场本身出现失灵时必然扭曲信息的流通,进而造成传播失灵。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寡头垄断就是一种市场失灵。这种市场失灵同样存在于传媒市场,产业结构过度集中导致的“同质化”、“一致同意”,抑或过度市场化导致的恶性竞争、唯利是图等都是传媒领域市场失灵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信息容易受到商业驱动或利益集团的操控而出现扭曲,导致传播失灵。《媒体垄断》一书的作者Ben H. Bagdikian 指出:“媒体领域的巨型企业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损失,并不在于它们在利润和市场势力方面的不公平地位。尽管这样的不公平是真实的、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损失还是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自我审查制度,遍及新闻、杂志、书籍、广播和电影等领域。老板们也进行某些直接而生硬的干预,但是,大多数筛选审查是含蓄的,甚至不自觉地进行着,因为下属会习惯迎合雇主的想法。最终,不管采用什么手段,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现实的扭曲和思想的贫乏。”[ 12]Herman & Chomsky认为,在垄断势力的操纵下,美国媒体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消除了信息的多样性:(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惟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及广告主;(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4)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而出卖了公共利益。[ 13]贝克(C.Edwin Baker)也指出:市场是会失灵的,“市场若非造成传媒流于过度同质,就是使传媒流于过度多样,或者,市场会让不同方式的同质或多样性陷入堕落的境地。”[ 14]对垄断或过度市场化导致传媒业背离公共利益一直是西方批判理论家们批评的焦点。

在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在成形,垄断性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联姻扭曲了市场竞争,这种市场失灵也传导并表现在了传媒领域,影响到媒体的新闻报道。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启动后,中国媒体日益表现出的唯利是图,媒体寻租及公益性丧失等都打上了市场失灵的烙印。查先进先生曾从信息市场的外部效应,信息市场的非竞争性和垄断性分析了信息市场失灵的原因。[ 15]在他看来,信息的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要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这种“信息的市场失灵”。然而,政府干预同样可能带来政府失灵,这种政府失灵导致的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传媒业的双重失灵。

政府失灵造成的传播失灵在我们国家十分常见。从体制内而言,由于政府机构十分庞大,等级分明,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内部沟通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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