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互联网时代证券报道的传播失灵与媒体责任浅析

摘要：作为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供给者，媒体的传播失灵会导致市场信息透明度的降低，增加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噪音干扰，并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范媒体的传播失灵，对建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资本市场十分必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媒体市场都有待规范的情形下，提倡一种专业主义的媒体伦理至关重要。不惟权力是从，不搞媒体报道的“关联交易”是起码的道德底线。公信力是市场之本、股市之本，也是媒体的生存之本。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市场是资本市场健康的前提和保证。

关键词：证券报道 资本市场  传播失灵  媒体伦理

自1991年新中国建立股票市场以来，迄今已满25年，这当中起起落落，牛熊互现。2015年注定要载入A股史册，股市如同疯狂的过山车，令投资者头晕目眩：短短几个月时间，股市先是暴涨，然后暴跌，不断刷新纪录。最极端的一个月，上证综指在三周之内迅速下跌了1800多点，幅度超过了30%，最终演绎成一场罕见的股灾：千股跌停的景观连续上演，引发举世关注。政府救市的力度、社会舆论和民众对股灾的关注也前所未有。一场股灾过后，从监管部门到证券机构，从专业经济学家到普通股民，都在“痛定思痛”，反思股灾的原因。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文分析说：这次股灾出现了三个“失调”：第一个“失调”是政策失调，监管失控导致种种投机、操纵行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查处和惩治。第二个“失调”是公共监督的失调。来自第三方的监督能力几乎全然丧失，失去“看门狗”的资本市场终被任意蹂躏；第三个“失调”是股民心理失调。“非理性狂热”甚至连最应该冷静的机构投资人都公开宣称“不再用大脑思考”。[1]吴晓波这里特意提及了股灾中作为“看门狗”的媒体表现，这一因素的确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思考：资本市场与信息市场是何种关系？证券市场中媒体报道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哪？在这次股灾中媒体报道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和不足又应当如何避免和改进呢？本文试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与信息市场

作为一个有着无数投资者参与，关联到各方利益主体，又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围因素影响的资本市场，股市严重依赖信息的供给。信息市场是资本市场赖以运转的基础和前提。而媒体则是信息市场中信息供给的重要来源。媒体报道及时、快捷、充分地向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低价传递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信息、股市信息以及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流通效率。[2]信息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过去，这种信息主要由传统媒体提供，由于通讯技术环境的变化，互联网信息平台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呈指数级增长，且日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传播趋势，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加突出。这是我们在分析今天的资本市场与信息市场的关系时所不能忽视的。事实上，2015年的这次股灾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也正是因为进入了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参与者更广泛、信息传播更迅速，这使股市舆情对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可以说，互联网不但改变了信息市场，也重塑了资本市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互联网在2015年的这波行情和股灾中的巨大威力：

首先，互联网使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方便了资金的进出，引领了“全民炒股”时代的到来。有了互联网，投资者可以网络炒股，甚至用手机炒股，股民的队伍也因此大大增加，交易的频率也一样。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则使资本的进出更加方便。事实上，正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存在使得“非法配资”、“场外配资”变得容易，并且能够绕过监管部门的技术监管。正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非法配资”推高了股市的泡沫，为这次股灾埋下了隐患。

其次，互联网使信息的生产和扩散成本大大降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具广度和深度。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使舆论的形成与扩散更加容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因此更为直接。互联网将我们联为一体，任何一个人发布的消息都可能很快被其他人感知到，进而产生“协同共震效应”，产生市场亢奋或恐慌。在朋友圈中，信息通过圈层扩散很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影响股价甚至市场。因此一个谣言的传播都可能引发数千亿市值的蒸发。在2015年的股灾中，我们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言的巨大影响。也正因此，在政府救市中打击网络造谣成为重中之重。证监会联合其他部门开展了多次“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查处了一批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案件。身处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来路不明的消息都可能带来市场的巨大波动，这也构成了一种新时代的股市奇观。

第三，互联网成为多空博弈的重要战场，言论成为利器。与之前的历次股灾相比，2015年的这次股灾具有新的诱因，这即做空机制及“融资融券”机制的引入。在前股指期货时代，只有做多才能获利，而引入对冲机制后，做空市场也能够获利。这种利益驱动表现在互联网上，就是各种力量、各种言论的复杂博弈和交锋。言论市场被直接纳入到多空博杀当中，操纵舆论与操纵指数具有了密切的关联。据媒体报道，这次股灾中就有一些机构在进行沽空套利操作时“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指数砸盘使杠杆投资账户不断爆仓，造成市场恐慌，另一方面利用网络舆论，不断放出假消息进行造势，吸引更多做空者参与。事实上，“恶意做空”的交易通常都伴随着信息操纵：短期内大量甩卖、开出与市场交易严重不符合的交易单，同时伴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影响市场舆论的行为。

可见，尽管资本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高质量的、透明准确的信息市场，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言论市场和信息市场变得十分复杂。互联网固然使信息传播更为迅速，但其“众声喧哗”的特点也使信息市场的冗余度极高。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市场需要更加权威的资讯和声音。作为具有品牌优势的，隶属于“国家队”的传统媒体，显然身负重任。那么，在这次股灾当中，作为国家队的传统媒体其表现又如何呢？

“国家队”媒体的传播失灵及其分析

在中国特殊的媒介体制下，所有登记在册的正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理论上都是“国家队”，党报党刊无疑是国家队中的“主力方阵”，而财经媒体的角色相当于股市中的“机构投资者”，代表了专业的思考和操作。尽管互联网的影响十分广泛，但互联网当中的信息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传统媒体的转载。因此，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在资本市场中仍然举足轻重。尤其是国家媒体和财经媒体的报道，代表了权威的声音，通常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那么，传统媒体在股市报道中又表现如何呢？

在笔者看来，正如吴晓波所言，“媒体失调”是这次股灾发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这波股市行情中媒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媒体言论也发挥了一定的预警机制，在股灾发生后，主流媒体试图引导舆论、稳定市场，但报道中的传播失灵现象还是十分突出的，产生诸如“助涨助跌”等消极后果。所谓传播失灵指信息传播的一种非理想状态，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传播的信息扭曲或远离事实真相（如报道充斥假大空），因而导致信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状况。[3]在笔者看来，这次股灾中媒体报道的传播失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择性报道，“报喜不报忧”，预警机制缺失。这次的股灾源于“暴涨暴跌”，在股市暴跌发生之前，股市经历了一番快速上涨，然后急转直下。下跌和上涨可以说都是非理性的。主流媒体在股市上涨的过程中推波助澜，过于乐观而缺少冷静地思考，丧失了媒体的预警功能。而在股灾发生后，又出奇地保持了沉默，甚至讳言“股灾”，给人以“报喜不报忧”的印象。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发布的《2015中国股市风潮调查中期报告》显示：在这次股灾当中，媒体的主要措辞经历了“暴跌”、“股灾”、“救市”到“熊市”的演进，虽然遵循了事态发展的规律，但是并没有发挥预警、提醒股民或者传递相关部门预警的作用。媒体对于本次股市风潮的报道相对迟缓，对于股市的一些异常表现三缄其口，也没有起到对民众的引导作用。[4]

二是失实报道层出不穷。不仅源于网络，“乌龙报道”也经常出现在传统媒体中。各种未经证实的传言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2015年7月20日，《财经》杂志报道：证监会正在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受此影响，当日盘中股指出现大幅跳水。证监会随后紧急澄清：《财经》杂志关于证监会正在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的报道不实。并且重申：“有关媒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未经证实的报道在这次股灾当中不甚枚举，透支了股民对媒体的信任。

三是媒体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6月中旬到7月初的股灾发生后，各种对大跌的揣测和阴谋论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如“高盛”等国外机构操纵股指期货的传言等等。澄清谣言本应是媒体的应有之责，但许多媒体不但没有进行很好地澄清，反而成为谣言的发散器。2015年7月3日有网民在某社区发布消息称“成都一男人炒股亏损40万，从7楼跳下身亡”。这被事后证实是一出谣言，但许多媒体不但没有有效地识别，反而以讹传讹，助长了市场的恐慌气氛。

为了在非常时期“维稳股市”，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在“必要的股市报道”中要做到全面平衡、客观理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广电总局强调：一律不再组织评论言论、专家访谈、现场连线，不做深度解读，不猜测、评价股市走向，不渲染恐慌、悲情气氛，不使用“暴跌”、“暴涨”、“崩盘”等煽情用语。尽管广电总局的开出的媒体管制药方未必真正有利于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但非常时期针对媒体的传播失灵，出台一定的监管措施还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那么，为何媒体的报道会出现传播失灵呢？在笔者看来，具体原因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传播失灵由媒体及媒体人的无知造成。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资本市场十分复杂，股票价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瞬息万变。媒体及媒体人受制于自身知识和视野的局限，无法对宏观经济面、微观价值面进行准确全面的了解分析，因而难免对资本市场的运作机理和发展趋势做出误判。这是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面对复杂的财经问题，即便是专业财经媒体，也无法呈现全部真相，其洞察能力有限、信息分析与收集的能力也都是十分有限的。这是媒体传播失灵的客观层面的原因。

第二，媒体缺乏独立见解，唯权力意志是从，随政治气候做报道而造成了传播失灵。在笔者看来，除了专业训练不足，中国媒体的很大一个问题是政治性太强。媒体讲政治是必需的，但如果财经报道、股市报道过于讲求“政治正确”，则可能违背市场规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本次股灾，我们发现股市的制度设计和监管部门的问题是其发生的重要的深层次原因，但却鲜有媒体指出这些制度弊病。媒体的报道总是追随监管部门的思路。监管部门要的是“慢牛”，媒体也倡导“慢牛”，监管部门忽冷忽热，媒体的报道也随之起伏。2014年以来的股市上涨一度被监管部门视为“政绩”，甚至上升到国家实力的高度，这使得媒体更加不敢唱反调。我们看到，这波A股行情完全偏离价值投资的理念，选股和炒作的不是市盈率，而是“市梦率”和“市胆率”。到2015年4月初沪市已经飙升到4000点附近，许多创业板股票的市盈率高达上千倍，但在有关部门眼里，这仍是一波牛市征兆，风险可控。主流媒体也鼓吹“四千点才是牛市的开始”，完全忽视了风险就在眼前。而在股市“跌跌不休”，很多股票已经被“腰斩”了的情形下媒体却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讳言“股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