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中文摘要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商业化和市场化。本文运用一些常规理论（routine theory）、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这一改革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同时，由于这一改革是在定义「命令型体制」，并由这一体制再生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在中共继续保持对新闻媒介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

与一九八○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大陆在九○年代的新闻改革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八○年代的新闻改革，较局限于争取具有「霸权」（hegemonic ）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commandist system ）（Lee ，1990；Wu ，1994）内的业务操作自主权，改革的内容局限于记者、编辑决定采写题材和批评报导的自主、新闻报导的范围、以及报纸组织运作的机制（参见Polumbaum ，1990；李良荣，1995）。进入九○年代后，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在于新闻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人员被卷进了一个起步中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一改革时期，中共对媒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改革的展开，不断变化与更新的只是控制的手段、形式、和程度（参见Chan，1995；梁衡，1992）。

我们应当怎么去理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内的新闻改革？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本文基本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闻改革的核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之变化。在这里，新闻实践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介组织采写新闻的活动，以及他们影响新闻采写的方式和情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个体与社会组织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出现新的形态时，它们会侵蚀和改造原有的「常规」（routine ）互动形态所确认的新闻体制，新的体制便在这种互动中萌芽，其形式就是所谓「新」的或「非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由作为社会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所构筑、阐释、和正当化（legitimized ），而完成这三个确立新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步骤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的「象征的空间」（symbolic universe ，见Berger &Luckmann ，1967）内的资源。本文的重点就是阐释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在创立「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象征资源的运用，并从这一视角讨论当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模式的意义。

壹、「常规型」实践与「既定新闻观念」

大陆学者童兵（1993）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大陆的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同以往迥然不同的环境。大环境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法规和行政手段将成为规范与控制新闻媒介的基本方式（梁衡，1992；宋克明，1994）。面临这样的变革，新闻实践的活动必须改变。套用童兵（1993，p.3）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来说：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他们去做。（1）从本文的理论观点来看，这话的意思是，「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必须向「非常规型」的活动让步，或由「非常规型」活动补充（supplement），或向「非常规型」转化。

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们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命令型媒介体制」（Lee ，1990；Wu ，1994），它是建立在「既定新闻观念」基础之上的（袁清明，1996）。所谓「既定新闻观念」，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paradigm），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在「命令型」媒介体制内，这一范式就是由新闻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基本原则所规定的。在长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作为「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的新闻实践活动，已经被新闻从业人员因为习为常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原则和实践，包括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童兵，1994），坚持「政治家办报」和政府出资办报；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因此具有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新闻采写必须接受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新闻稿必须在发稿前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审读」程序，等等（刘建明，1991；喻国明，1993）。由于长期重复实行，这些原则和实践被认为是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天经地义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定之为「常规型」。

「常规理论」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Tuchman ，1978；Gans ，1980；Gitlin，1980；Fishman，1980；Schudson ，1993）。这一理论认为，为了应付世界的千变万化，新闻媒介组织和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活动具有可预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纳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行为。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介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商业实体（Fishman ，1980），它们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序；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来说，他们必须持有某些既定的概念去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这种概念可以分为类别纲目（classification scheme ）和事件「脚本」（script），它们可以具有符号表述的实体形态。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套用它们而理顺复杂纷纭的新闻事件，这个过程称之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是记者构筑社会现实的方式（Tuchman ，1978；Berger &Luckmann，1966）。从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关系来说，他们各自也必须有一个能够使他们的交往具有可预测性的、条理清晰的框架，他们就在这个框架内从事交往行为（Sigal ，1973；Tuchman，1978；Gans ，1980；Ericson，Baranak &Chan，1989）。所有这些，无非是说，新闻实践活动是有序而且理性的，这些规范新闻实践活动的概念、纲目、和框架，有些作为法律或法规而固定下来，有些作为行业内成文规范而固定下来，更多的是以行业中「人皆心里有数」的形式存在而发挥作用。

新闻体制指的是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并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参考Goffman ，1974）。这个体制是动态的。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并且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表现贯穿其中，继而成为体制之基础的特定意识形态，即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Gitlin，1980）。当某种新闻实践在这一意识形态下被认为是正当的，它便得以重复出现，逐步成为习以为常或天经地义的「常规型」新闻实践，这时，统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再生，实现它的「霸权」（hegemony，见Gramsci，1971；Gitlin ，1979；1980）。（2）霸权并非由统治阶层强制推行，而是在统治阶层掌握统治机构（apparatus ）的前提条件下由全社会参与构筑并重构（reconstruct ）的思维、话语、和行为范式。中国大陆「命令型新闻体制」，由于有中共的「既定新闻观念」作基础，有一整套「常规型」新闻实践或原则，它曾经在中国大陆具有这种「霸权」的地位。在这里，所谓「既定新闻观念」就是「命令型体制」所内含并体现的符号表述，而这些新闻观念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则是这一体制下的「象征资源」。

贰、「鸟笼」中象征资源的杂生与变异

「命令型新闻体制」的「霸权」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它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当外来的符号与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domesticate ），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3）所谓象征资源，指的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在某一特定新闻体制下，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类别纲目、和阐释框架（Pan ，1996；Appadurai，1981；Giddens，1984）。确立这一概念的起始假设之一是，行为主体（agents）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行为，为了这一构筑的目的，主体采用特定的、通过不同的符号（sign）或象征（symbol）形式表现的概念或框架。这些概念、纲目、或框架具有意识（cognitive ）层面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存在，因为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和互动而体现其社会的存在，并在社会现实中再生，同时，它们又成为主体之行为生长和变异的沃土，因此，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它们具有资源的意义（参见Leach ，1976；Lincoln，1989）。

象征资源既可以来自本土，也可以从外引进。象征资源是活生生的，它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体现；同时，由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主体活动具有此时此地的具体和创新层面（Giddens，1984）。通过这种具体化和创新，它们的成份不断孳生、繁衍、和更新。因此，作为新闻改革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符号表述层面，就成为理解大陆新闻改革的社会和文化涵义的理想切入点。

对于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重要的象征资源是占「霸权」地位的「命令型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清扫，这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唯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新的、与「命令型」体制不兼容的一些符号表述，开始被引进中国大陆，尤其是「传播」和「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见李良荣，1995）。与这些引进的符号表述几乎同时迸发的是一些这些年来经久不衰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命令型体制」下一些已经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原则，如新闻的「党性」、新闻的非商品性、新闻的「本质真实性」等（童兵，1994；Cheek ，1989；Gan，1994），这些争论又与引进的符号表述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相当积累的「替换」（alternative ）象征资源，与原有体制下的象征资源不同。第一，传统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新闻实践原则和概念、纲目、及框架，不再具有「自然」的形态，它们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第二，据此形成的「常规型」实践活动不再「适应」新闻对象变化的现实，开发新的「非常规型」活动成为必需。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两点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基本意义。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式的替换象征体系。事实上，在「新闻改革」的标签下所展开的一些举措，和由此形成的「替换」符号与象征表述，是在一个限区内形成的。譬如，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点是不能讨论的，连被认为比较开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喜谈新闻工具作为党的「喉舌」（袁清明，1996；胡耀邦，1985），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主管宣传的官员就此又一再强调（江泽民，1993）。受此制约，另一条不可讨论的原则是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袁清明，1996）。在实际操作上，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对新闻媒介的宏观规范与管理机制中的最主要成分，其它如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等都只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途径，或为此目的而增加的一些「适合商品经济条件的现代化管理」的机制（刘建民，1991；梁衡，1992；李良荣，1995），因此，「新闻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允许不同符号艰难生长的「鸟笼」式大环境。（4）事实上，当「四个坚持」被定为「四项基本原则」时，中国大陆改革的「鸟笼」就已成型了，新闻改革的各种象征资源就滋生于这样的「鸟笼」内。

在这个大环境内，「既定新闻观念」的象征表述仍然占主导地位，外来的或新起的象征表述不可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以磨去「意识形态对抗」的棱角，缩短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距离，但是在一迎一拒之间，它们也直接渗透「既定新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