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理娟：解放前《新疆日报》与国家话语的建构与变迁

【作者简介】潘理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4年先后发生在北京、昆明、新疆多地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频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问题成为当下中国最为纠结的政治与社会议题之一，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难以治愈的顽疾。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与社会问题困扰着历代统治者，新疆问题并非是当下社会的产物，而是分裂主义在中国西部边疆持久的积累。新疆问题带有古老的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1]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至和1949年和平解放前，新疆处于一个持续动荡的历史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带来的是决策者为维护政权而转变的话语叙述结构，以及如何消解原有具有感染力的叙述结构，而呈现国家话语，大众媒体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其中。

一、研究缘起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省制，“新疆从此由满军的军事自治领变成中国国家的领土”[2]，先后派遣刘锦堂、魏光涛、陶模等9人担任新疆巡抚。新疆建省后，为了巩固满人的统治地位，阻止当地少数民族与汉人交流，以免他们被传统的汉文化吸引。这一狭隘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原有居民的中国人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提供了话语空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它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同时还有国家建设的一面――主要的反映是国家统一。[3]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垮台，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督办，自此新疆进入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的军阀统治下的半格局状态。决策者们不再利用封建制传统的叙述结构，而是把乡土之情放入了他们的自治理论中，以强化地方来建设国家，将新疆省政府作为主权政府。1912年至1928年，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奉行“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利用新疆各种族之人，以保新疆”[4]。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防止各族人民的联合反抗，杨增新利用民族矛盾与宗教隔阂，相互牵制，“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5]。实行民族的优待政策，“蒙古歌部落沿前清有待条例不纳钱粮，凡一切国家收入均由回缠担负”，加大了民族间的矛盾。“民智已开，人心日险”[6]，因惧怕强大的革命力量，杨增新实行“愚民政治”，遏制新思想传入，限制学校教育与报刊书籍，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并未解决新疆长久动荡的局面。金树仁是杨增新政策的忠实追随者，在他主政时期，新疆经历了政治大动荡。由于杨增新时代的牵制与愚民政策，以及金树人吏治腐败、滥发纸币，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引起民族纷争。加之苏联在新疆的特殊优待，英国势力在南疆的渗透，及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受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行民族分裂活动。1931年以哈密小堡事件为导火索，发生了哈密农民暴动，并迅速波及全疆，武装暴动的烈火摧毁了金树仁政府。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正值中国遭受日本大肆侵略的时代，同时新疆也进入了一个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持续的时代。盛世才将新疆民众的省籍身份与国籍身份结合，号召全民“反帝”、“建设新新疆”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塑造符合历史需求的叙述结构，企图转移民众的注意来缓和新疆内部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恰恰是这种以维护“省自治”为目的来建构国家意识的矛盾――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为1944年“三区革命”的爆发留下了话语空间。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在国共间摇摆不定，最终宣称“新疆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始终在以地方主义为主体的叙述结构中寻求新疆的归属，而最终在政治权力的利诱下放弃了。盛世才借助孤悬塞外的封闭地理环境割据称雄，国家政策在新疆的辐射力远不及地方独裁统治，他的这种左右摇摆的国家叙述结构，无疑成为新疆民众理解国家的主要渠道。然而不稳定的国家话语的表述，模糊了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为外来的民族分裂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提供了空间。最终，权力政治和权威语言的相互作用，中央集权的国民党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7]

1944年10月吴忠信抵达迪化，主持新疆工作，公开表达国家与国家主义的话语。决策者开始致力于建设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构建“大宗族”的话语体系，以地方主义为核心的省籍文化开始逐渐消解，但伴随而来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持续影响。抛弃省籍身份后的单一国家话语的建构却不得不面临“民族身份认同”与“宗教认同”的阻碍，面临突如其来的文化改造和政治变革，当决策者以具有优越感的现代性文化来塑型新疆时，遭到了少数民族民族的“反教化”抵抗，转而倒向民族与宗教的认同。当然这一倒向并非完全源自于民族自觉，国外势力扶持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此外，国家话语在新疆的形塑与表述还受到了少数民族居民国家意识淡薄与国籍不明的事实阻碍，在新疆常常有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族被国境线分割为两个国家的人民，分居在两个国家，甚至同时拥有两国国籍的民众，对于他们而言，国家的影响力远不及民族与宗教。1945年秋，在苏联的支持下，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以反抗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将新疆的民族问题推向高潮，并形成了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体的三区革命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党直接统治新疆后，新疆被拉入到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新疆的表达也从以地方主义为主体转向民族自治与国家认同的叙述结构，一方面歌颂“大宗族”文化与“三民主义”，一方面宣扬非汉族的少数民族高度自治。这种既重视民族个性又不放弃国家意识的叙述结构，并未给新疆带来永久的稳定，相反在张治中一再退让的民族政策中，新疆的民族矛盾达到了顶峰。面对频发的暴力冲突，政府一方面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凭借对知识生产体系的控制，利用报刊书籍对民众的公民意识施加影响与塑型，企图通过控制民众的话语与思想空间来建设一个稳定的新疆。然而一次次的武装镇压，最多只起到了短暂的震慑作用，而分毫未增加少数民族对国家及新疆政府的忠诚与认同。如何利用书籍报刊及一切意识形态工具，试图改造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与认同，成为决策者们的一道难题。无论是军阀时期的新疆地方政府，还是作为中央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无不根据具体的社会实际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并认可这一政策的可行性，大肆的宣传与赞扬。

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后，三区政府回归中央。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不再赞美大一统的民族传统，认可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8]此种叙述结构强调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的一体。此外，在1990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将“稳定与发展”确定为当前民族工作的两大任务。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成为新疆叙事的主流结构。但是，事实表明，困扰一个多世纪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未解决，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成为少数分裂分子用以颠覆国家认同的替代性叙述结构。

新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加之杨增新实施“愚民政治”，内地的刊物很难输入新疆。《新疆日报》是当时新疆为数不多的被允许公开出版的刊物，成为决策者控制民众话语与思想的理想工具。《新疆日报》自创刊即扮演省政府机关报的角色，横跨杨增新、金树仁与盛世才三届军阀，1944年底国民党直接控制新疆期间，将其作为省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宣扬“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帮扶边疆各族的地位”[9]，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日报》作为新疆自治区的地方党报，开启新的里程，担负起维护边疆民族团结与稳定的伟大使命，并将这一使命延续至今。本文将以解放前的《新疆日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决策者在传承与断裂之间如何进行国家话语建构与叙述，以期获得对新疆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从而掌握问题根源之线索。

二、从《天山日报》到《新疆日报》：国家话语的建构与变迁

《新疆日报》原名《天山日报》，创刊于1927年[10]，1935年12月3日更名为《新疆日报》，并成立新疆日报社。

1912年5月杨增新担任新疆都督，代表着新疆从传统的封建制叙述结构逐渐被现代观念所消灭，然而由于强大的地方主义与军阀观念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淡薄了新疆民众的国家意识。然而杨增新未将早期的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带给新疆民众，相反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他实行愚民政策，限制报刊书籍的传播。“杨增新惟恐民智之渐开也，对于内地或外国入新各种刊物，始终施行封锁政策……本省只有《天山日报》所载消息皆登津沪各报。”[11]至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资产阶级报刊，只准由省府订阅一份，百姓订阅则在禁止之列，对于内地寄至新疆的报刊书籍，检查甚严，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的报刊书籍，都在杨增新的查禁之列。[12]然而正是由于杨增新的严厉限制，增强了民众对于信息与知识的欲望，致使世界各地出版的维文或阿拉伯语系的书刊不断流入新疆，苏联出版的《解放报》、土耳其出版的《新土耳其斯坦》、德国出版的《民族新路》、日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知识分子们奉为至宝，巡回传阅，并诵读给不识字者听。[13]同时新疆本省的革命刊物也开始萌芽，《伊犁白话报》和《新报》向新疆人民输入革命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文明。面对外来异己思想的不断涌入，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杨增新才于1927年创办《天山日报》，以此作为他宣传政府政策与思想的工具，对抗外来异己思想。此时《天山日报》“虽名为日报，其实是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因为销路来源缺乏，只能排剪内地从邮局寄去的报纸，其新闻时间相差一两个月”。[14]

(一)作为方法的国家话语

1929年金树仁上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