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流动的中国国家形象

【摘要】对一国之评价与对人的评价一样，都是不同主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相互建构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主体，“中国”本身也在不停的变动之中，不同的国家统治模式，不同的对外交流政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者的评价；另一方面，作为评价主体的他者也同样处于变化之中，其关照面、兴趣与利益点，以及价值标准，也会影响他对观察对象的不同感受。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亦或“中国和平崛起”论，都是这种主体间互动的正常反应。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流动；和平崛起

有学者研究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大致经历了崇敬期（18世纪以前）、鄙视期（1840-1905）、仁慈和钦佩期（1905-1944）、幻灭和敌对期（1944-1970）、友好期待期（1972-1988）以及警惕戒备期（1989-目前）几个阶段的变化。……其关于中国的形象‘原型’大致包括作为财富象征的中国、作为杰出典范象征的中国、作为病夫象征的中国、作为忘恩负义的中国以及作为威胁的中国等几个方面。”①本文将梳理“中国威胁论”的这一变化脉络，挖掘其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破解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中国威胁论的缘起

西方世界曾经流行过“黄祸论”，但“黄祸论”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还包括日本，其中更多地源于西方世界对于蒙古人的恐惧。后来西方世界的主要敌人是前苏联，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受到西方社会的警觉也不难理解。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为什么就很快流行起来呢？

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杨毅（YiEdwardYang）与同事回顾和分析了美国五份主流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先驱报》――在1992年到2006年间对“中国威胁”的报道。结果发现，在1992年到2006年之间的15年时间里，这些报纸上一共刊载了376篇报道“中国威胁”的文章，其中95篇来自《纽约时报》、78篇来自《华盛顿邮报》、72篇来自《洛杉矶时报》、66篇来自《华尔街日报》、65篇来自《芝加哥先驱报》。这些报道中所勾绘的“中国威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军事与战略威胁、经济与贸易威胁、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杨毅及其同事发现，美国主流大报是在1992年左右开始对“中国威胁”进行密集报道的。在1992年之前的15年中，五份报纸总共只刊发了11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此后的十五年中，平均每年这些报纸都要刊发25篇类似话题的报道。此外，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在报道密度最高的2000年，五家美国主流大报共刊载了69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在报道密度最低的1993年与2004年，类似的报道则只有9篇。在1990年代初期，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构成了美国主流大报上“中国威胁论”的主体；然而，这种趋势在1995年后得到了扭转，到2002年，关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已经在美国主流大报上完全消失了。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密度，则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分别在1996年、2000年和2005年达到高峰。其实，正是由于对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存在周期性，才导致了美国主流大报在1992年到2006年的15年间出现了报道“中国威胁”的三个周期。与变动明显的前两类报道不同，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经济与贸易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较为平稳，但几乎一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2002年以后，当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消失以后，经济与贸易威胁就和军事与战略威胁一道成为了这些报纸所经常关注的两类“中国威胁”话题。②

国内学者曾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06年1月1日到2006年6月30日为时间段，以12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舆情动态分析为研究主题，对416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文章进行分析。数据统计表明，中国经济被外媒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其次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地缘政治与军事威胁，而“软实力威胁”也进入了外媒的视野。（见图1）③

1984年，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凯南（G.F.Kennan）曾经指出，某些美国人有“真古怪”的怪癖：“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④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西方世界在寻找自己的下一个对手，社会主义中国很自然就成为他们的对象了，因为邓小平成功推进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西方人意识中的“黄祸”论又重新被唤醒。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

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克特（JamesHackett）在《敢撄怒龙之逆鳞》一文中说道：“在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⑤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Munro）率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1997年2月，罗斯・芒罗和《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第一任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Bern-stein）又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并预言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可能导致战争，所以他们支持对中国实施最严厉的遏制战略⑥。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的基本论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仍有广泛的市场，不过当下中国威胁论除传统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威胁外，已经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如中国计算机黑客⑦、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海外移民、中国间谍、粮食安全等等方面的威胁论，层出不穷。如前不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情报主管威廉・埃文尼纳（WilliamEvanina）表示，在FBI对165家公司的调查中，50%的公司承认，贸易机密或知识产权曾遭窃取，95%的公司怀疑，中国是幕后指使。⑧

吴国光和刘靖华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卷入（en-gagement），一个是战略上的遏制与围堵（contain-ment）。⑨经济上的卷入是出于实际利益，不能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它也体现了一种战略，即以它的资本力量和随着资本而来的一套价值观念，牵引着一个正在体制上、结构上、文化上发生变化的中国向西方方向走。另一个方面，在战略上的围堵是因为西方担心中国的强大，这是一种矛盾心理。这一战略与当年对付苏联的做法不同，因为西方社会明白，纯粹的遏制战略用在中国身上不合适，其一是中国的经济远强于当时的苏联；其二是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的道路未定，方向未明；其三是西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

（一）“文明冲突”论

中国“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应该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莱奇特・布朗的有关理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文明有着与西方文明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且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所以他认为，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而布朗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环境土壤的恶化，将会导致中国粮食供给的巨大缺口（3.66亿吨），面对这一粮食供给短缺，“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组国家可增加其出口潜力去更多地填补中国潜在粮食短缺的一小部分”，中国粮食的不足也就是世界粮食的不足，而“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⑩。

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一种理念，即“各国民主化程度越高，它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11]而在西方社会看来，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极权体制”、“下一个超级大国”、“民族主义”国家，显然还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当前“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民主国家”[12]，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除非中国引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否则中国的强大就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认为：“中国已成为这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13]。

美国战备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表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该报告概述部分便写道：“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扩大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北京有可能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北京还可能自信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14]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8月17日发表题为《中国模式》的署名文章更是明确指出：“北京的崛起是对美国的一种特定挑战。与二十世纪后50年代造成经常奇迹并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挑战的日本、德国不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华盛顿的坚实同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2008年的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认为：“中国在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后，又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那些政绩不佳的专制政权，以及多年来苦于经济发展滞后的虚弱民主国家，非常具有吸引力”[15]。

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实力分布，从长期来看，这自然会影响主要大国的战略范围和全球态势。郑永年教授同样指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16]。

（二）“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其中习主席专门谈到在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一个说法。当年，两国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Alli-son）将这句关键的话理解为：雅典势力的扩张让斯巴达产生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