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

【本文提要】本文以为，传播学研究不是要回归某一个唯一和本质的“家园”，相反，是要构建一个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平台；由此，的确需要进一步的解放，不过解放不是对于美国效果研究之“困厄”的突破，而是要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传播的变革；就目前看，新闻传播理论并不存在什么“结构性贫困”，这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笔者以为，当下的确是重新理解和认识新闻传播领域一个大好时机，但讨论不能离开特定语境，并需要有新的想象，新的思想资源，防止用旧知识解说新交往，从而陷在一个老调子中循环往复。

【关键词】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反思

一

此话不新鲜，也就是培根“读史使人明智”的通俗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更狠，上纲上线到不明晓本国历史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国民。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当时脑子里不知怎么就蹦出这么一句：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显见，这也是一段“历史”，可是除了告诫我们不能这样叙述之外，其故事本身怎么就没有什么“启蒙”呢？

于是思维又活蹦乱跳到了华勒斯坦，记得他说过，“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的概念”。①社会科学一直以探究一般和普遍为鹄的，忽略特定时空并不奇怪，但其局限也是昭然，杰弗里・霍奇逊先生的《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批评的就是这个，警告“一般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具有历史特征的特定理论仍应拥有一席之地”。②“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就是因为“删除了时空”，似特殊又像一般，令人摸不着头脑，自然谈不上教益。于是忽又想到《新闻记者》约写的文章，我们今天又该如何叙述及反思传播研究或者传播学呢？

看到吴飞教授《何处是家园？》（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吴文）的题目，我耳朵的神经立马受刺激，不由自主就飘起费翔的声音，“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家”或“家园”的意象非常丰富，从不同门径（比如社会、经济、文化或哲学等）进去会有不同的“家”。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家”或“家园”，是一个封闭的至少也是有界限的“场所”或“空间”，是某一同质关系的聚集之地。就像我以前抄引过的艾略特的话，“我听见钥匙在门里转动一次，就只一次我们想到那把钥匙，每个人都禁锢在他自己的囚室，想着那把钥匙，每个人心里都确认了自己的囚室”。我明白而且理解吴飞之意，关注“如何超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格局”的问题，但以“家园”为比很是不妥，否则谈不上“超越”，不过是要竖起另一个界碑，“建立新的家园”，让走偏了的“游子们迷途知返”。名为“超越”，实是上海人习称的“搬场”，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词语对思维乃至认识的影响，以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看，这并非无稽之谈。至少有一点很明显，由于有了“家园”的影子，吴文才特意在全文前面刻意突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也就是走错了家门，“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一开始就走偏了”，即便千真万确，从其最正面意义来理解，也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既不表明过去的不行，也不代表现今的超群。如今是时髦“顶层设计”，任何完善的“顶层设计”，哪怕再认真再细致，都只能是即时的认识和把握，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结果，不可能一劳永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此之谓。如果“最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有历史现实的根源”，③那么，最粗浅简陋的传播研究，也是有其历史现实的触发。我们应该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去考察为什么是这样选择，什么原因造就，而不是下一个对与错、正确与偏向的结论。选择本不存在对错，好比走哪条路，自有其道理。说到底，人都是生活在博尔赫斯“小径纷叉的花园”之中，一辈子就是在纠偏中度过，压根就说不清也很难知道哪条小径对头。这就好比恋爱婚姻中的“试错”。试错，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而不是为发现一个唯一的“真爱”。以此作为个人梦说说无妨，相信没有人会阻拦，同样也没有人会当真。“知今是而昨非”或者“知昨是而今非”，就是人的一种常态，所以才有俗话说的，一辈子没有后悔药好吃。

为此吴文做了一点历史考察，从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到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打算完成这一任务。倘果真如此，这样的考察还是粗疏了些，基本属事件的罗列，把时间、空间和事件随意自然堆放，好比“从前有座山”那样，构不成“逻辑追问”。华勒斯坦说，要“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④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从时空的特殊性，对中国传播研究初生阶段做过一点“追问”：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提出的，“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清楚的表述。此种“推动发展”的现实动因，在“传播学”及其研究上，即刻显现出的结果，就是传播学成为应对社会变化的“应用之学”或者之“技”。在政治上，可以“帮助集团、国家树立形象，使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提供决策依据，使国家的政治制度更趋向于完善和成熟”。对于新闻学的益处，传播学有助于扩大其视野和关注的对象，使之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传播学“说什么和怎么说，即传什么和传播模式”，恰恰属原有新闻学之空缺。具体的实际应用也是从这样的起点和思路上起步。1982年北京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就是从党报群众路线出发，服务于当时的新闻改革。随之进行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调查，同样没有脱离这样的窠臼。⑤

我的“追问”同样很粗疏，谈不上全面和准确，但仅此也就足以质疑“一开始就偏了”的“追问”。就我的“追问”看，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因为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逻辑。自然，用吴文的标尺――逻辑来“追问”，或许真是“偏了”，可是有什么理由非得要求他们用这个标尺呢？我不是要站在相对主义立场，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相反，通过反思，发现前人的局限性甚至某些不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好比将来人对我们要做的追问一样，但不能倒过来要求前人像我们一样，否则就是“偏了”。历史反思需要“原点”不是“原罪”，否则可能无意中矮化了前人，不留神会导致“追问”颠倒了“逻辑”：不是在历史现实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然后表明自己的逻辑由来，而是直接用自己的“逻辑”来追问前人。文章起名是“逻辑追问”而不是“追问逻辑”，就已经预伏着这样的可能和危险。

传播学是“试图揭示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回答社会是如何运行的问题”，这是吴文通过“逻辑追问”最终得出的结论。由于没有交代其来龙去脉，不清楚其指向，故也无从讨论。就一般意义说，“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可以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可以用社会学、政治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乃至于哲学等等来解读。就其第四个小标题“合作性劳动，才是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来看，隐约感觉来自马克思，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其所引的《科学》杂志例子，似乎又是着眼于生物机体。不管如何，这样的逻辑起点都不是传播学独有，也不是传播学所发现。按照齐美尔的说法，“只要它依仗的是人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的动物，社会是一切历史的载体，那么，它所包含的对象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在现有的科学中被研究的”，所以这是一种方法，不是一门具有自己的内容的科学，是“一切所谓的人文科学里的一种新的观察方式”。⑥我低头一想，好像果然如此。现在不知，就我读大学那会儿，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乃至于音乐舞蹈等，在教材上好像都是与“合作劳动”或者群体生活相连，一打开就是从“嗨哟嗨哟”的劳动号子说起。新闻学则肯定如此，人类的社会性生产和社会性生活是每一本新闻学概论的逻辑起点。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你有我有全都有，不是坏事。可是一按进吴文的“逻辑追问”中就产生了问题。“逻辑追问”半天，传播学的“家园”居然与那么多学科同居，成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兄弟姐妹都很多”。更要命的是，按我的索解，吴文的目的和思路本是要从这样的“家园”出发，证明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两个逻辑，偏巧在中国一开始就是新闻学界引进传播学，于是误导了传播学，在“理论旅行”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这样的因果也不成立，比如引介传播学的先行者之一复旦大学郑北渭先生就很明确，传播学主要是一门研究人际讯息各种交流过程和传播效果的跨学科的行为科学，其研究对象涵盖了新闻学但比新闻学更宽广。⑦此外，施拉姆当初就是舍弃了依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子去了新闻学院，总不能因此也说他犯了“方向性错误”？）害得传播学无“家”可归，可最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一个屋檐下。

如果吴文的“逻辑追问”真是因目前传播研究的状况所引发，就不该瞄着何处是家园，而应把问题放到现在情势下需要什么样的传播研究上，这样更合适也更能道出自己的所感所思。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学科建设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华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和《开放社会科学》。华勒斯坦在书中特别点到了传播学，说明是因为“二战之后”对原有学科建制的不满和批判，受到多学科整合影响才脱颖而出的。他是这样说的，“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和行为科学”。⑧由此得到的启发是，为一个本来就不希望被困在某一“家园”的传播学，重新安置进一个“家园”是否合适？“山上”为何一定要有“庙”？究竟是传播学的需要还是我们的惯性思维想当然？即便出之寻找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动机，多层面多维度的展开（比如同在这一期中的杜骏飞文章中所引的Beniger 的4C框架）也比凝固物化为一个点要恰当。

顺便提一下，吴文所引的我说过的几句话，可能得之于事后不完整的散布，与原意有些出入。我的意思是说，把英文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然后又用汉语的“传播”去找“传播”的做法需要反思，这不仅是与communication不对等的问题，而是“传播”一词本身的有限性，就束缚了我们研究的想象力，好比何处是“家园”，一开口就被“家园”所困，格局气量反而远不如施拉姆的“公共汽车站”。

二

所以，杜骏飞教授和周玉黍的《传播学的解放》（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杜文），就很对我的胃口。解放，自然是要打掉“庙”，冲出“山”，“老和尚”获得自由，“开放学科大门，将传播学研究回归到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场域”。经过对传播和传播学的再定义，“传播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