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乐为传媒改革鼓与呼

采访者：殷莉王永亮钱婕

面对传统新闻学难以深入的尴尬，郑保卫教授仍执著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鼓与呼。这几年来，他给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上的第一堂课通常都是“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发展问题”。在多次学术研讨会上，郑保卫一再呼吁要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要重视新闻学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学界称誉他“保卫新闻学”。

三进人大，用新闻理论视角解读中国传媒

记者：从您的履历上我们了解到，今年3月正好是您调进人大两周年的日子，您说第一次进人大使您走进了新闻学的大门，第二次进人大是确定了搞教学科研的道路。第三次进人大，是给了您一个在更宽阔的平台上发展的机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郑保卫：我现在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学科的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传播学的是在复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在这里，不仅有充足的科研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有良好的人才支持。它以人大新闻学院为依托，本身学术科研力量的雄厚自不必说了，更难得的是，它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可以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共同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这种优势就使它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了不可估量的势能。最近这几年，我们基地承担了一些与新闻学科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前沿课题，像《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使命和操作机制研究》、《中国媒介经济运行特征及媒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十五时期中国社会舆情的调查与监测》等等，这些课题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将对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决策咨询和服务作用，而且还将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基地的研究方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中观环境中，作为中心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我本人也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并且参加了由方汉奇教授牵头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的一部分组织工作，这就使得我能够处在学科研究的前沿，也可以说能够处在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而且使我从以往的单兵作战，变成了可以组织更多学术精英共同攻坚。这对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扩大研究成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者：您能具体说一下您的《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这个课题吗？

郑保卫：我的这个课题是2002年9月申请的，当年年底获得批准。之所以会申请这样一个课题完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根据人大代表的提案，正式将新闻立法列入工作日程，但十几年来，总体来看研究还处在人员分散、缺乏深度和广度的水平上。新中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只能依靠宪法以及民法、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款和一些政策、行政法规来规范新闻工作。我们进行这项研究，主要是想为国家新闻传播法制建设、行业自律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具体涉及的问题比如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利与义务；新闻媒介运作的法制监管、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报道权利、义务、责任及行为监管；新闻出版机构设立与管理的法律依据及规范等等。另外这个课题还会涉及到一些敏感和困难的问题，如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和新闻法制理论的评价、对公民知情权、隐私权等基本民主权利的法律界定等。现在我们正处在调研和资料收集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历时一年多，希望能尽量地收集到各地的典型案例、法规政策，了解各地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情况。

记者：您有没有设想过，您现在所做的新闻传播法制课题做成后，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又会对新闻立法有多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呢？

郑保卫：新闻传播实现法治化，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曾就我国新闻立法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国制订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国家目前还不会制订新闻法。对这个讲话，新闻界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总有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尽快制订新闻法的问题。我认为，新闻法作为我国整个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终究是要出台的。近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有新闻法比没有新闻法好，早制订比晚制订好。因此，我主张，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新闻立法。

目前，新闻法尚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课题研究应当说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新闻法的制订起到一种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将尽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从法学理论和新闻理论的结合上说明新闻立法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以使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关坚定新闻立法的信心，并积极促成新闻法的早日出台。

记者：您的新作《当代新闻理论》已经出版发行，有文章称赞这本专著为“新时期新闻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代表作”，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这本书写作方面的情况吗？

郑保卫：真是一种巧合！2003年的春天竟然给我提供了难得的写作机会。首先是难得的写作时间。由于“非典”肆虐，为了防治疾病传染和疫情扩散，从4月中旬起学校停止了一切不必要的活动，原先承担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社的“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班”的授课任务也暂时停止。这样，我就有了一段难得的相对集中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其次是难得的写作环境。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研究《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会议还再次强调了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要求。此后，一些省市委相继做出有关决定，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用以贯彻和落实中央的精神，这就为新闻媒介从根本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供了契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两场“倒萨”战争，一场是美国总统布什发动的攻打伊拉克萨达姆的战争，一场是中国人民抗击SARS的战斗，给中国新闻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改革与创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难以解决的对国际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的报道问题，从政策的制定到报道的策划，从宏观的管理到具体的实施，由于政策上的宽松，给了新闻媒介很大的活动空间。不少人说，中国的媒体传播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开放，那样尽责，那样有看头。这种政策宽松带来的新闻界的改革和变化，也为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三是丰富的实践材料。这些年我国媒体改革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为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而在我写作书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外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关于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使得可以用于写作和思考的事实材料格外丰富。例如媒体与政府、政治和战争的关系；突发事件报道的政策界限、报道程序与报道方式；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理念、道德情操和职业精神；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以及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信息公开、政务透明和传媒应对等。许多过去难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事情，有了许多可以引证的事例。2003年初秋，我完成了这部汇聚着我多年来思考与研究成果的理论专著。

记者：您的专著的书名是《当代新闻理论》，在起名的时候您有什么考虑？

郑保卫：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此名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名称相吻合。人大的新闻学专业本科的新闻学理论课程定名为《新闻理论》，硕士研究生的新闻学理论课程定名为《新闻理论研究》，而我给博士生上的新闻学理论课程叫《当代新闻理论前沿》。从这个角度考虑定名为“新闻理论”应当是合适的。之所以没有在“新闻”之后加上个“学”字，主要是考虑，严格讲“新闻学”理论，不管是叫“概论”、“总论”还是“导论”、“通论”，都不应当仅仅是讲新闻理论的内容，它还应当包括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的内容。因为按通常提法，新闻学是包括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三部分的，过去学术界对此没太在意。二是我想通过“当代”二字表示书稿的内容和写作上能有更多适合当代特点的东西。毕竟是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应当尽可能为今天的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提供一些当下和今后从事新闻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因此书稿中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的新闻学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和新闻实际工作中创造的最新的实践经验，并尽可能阐述自己对当前一些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对一些涉及新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尽可能作了阐释、界定和厘清。

记者：有文章高度评价《当代新闻理论》，认为《当代新闻理论》与传统新闻理论著作相比，特点十分显著，那就是：广延性与深邃性的交融、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兼顾。

郑保卫：这本书的框架结构是按照新闻理论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布局的，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新闻”，主要阐释什么是新闻。具体内容包括新闻的起源与本源、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新闻传播过程和选择标准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原理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论内涵的认识，知道新闻是什么，有些什么属性和特征。以及怎样进行传播和选择等。第二部分为“新闻事业”，主要论述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功能，以及经营和管理。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规律部分，主要解决新闻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经验；在现代生活中，新闻事业的社会地位、功能和作用；作为一种信息产业，新闻事业经营和管理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等方面内容的认识问题。第三部分是“新闻工作”，主要分析怎样才能做好新闻工作。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工作的业务规范、政治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工作原则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的认识问题。第四部分为“新闻从业者”，主要阐释新闻从业者应当是怎样的人。具体内容包括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职业修养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人才教育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构成及职业修养和教育的认识问题。

三大倡导，促进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

记者：来之前我们通读了您的论文和专著，根据我们的了解，您现在关注的学术重点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新闻法制以外，主要集中在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学科建设。我们先从您的老本行――新闻教育谈起吧。我知道在新闻教育领域，您在努力地倡导两个观念，一是大传播的观念，一是媒介教育的大众化的观念。所谓“大传播”应该怎么样理解？

郑保卫：在最近这几年中，新闻教育迅速膨胀，现在全国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点达到了300多个。由于师资力量跟不上，加之资金、设备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所以有人提出质疑，说300多个教学点是不是太多了，我想这应该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如果我们树立起大传播的观念，那么仅就数量来说，300多个教学点也并不算多。有人曾打过这样的比方，说如果19世纪要想称雄世界，主要是靠军事力量，建立“军事帝国”，20世纪主要是靠经济实力，建立“经济帝国”，那么21世纪一个国家要想称雄世界就要依靠信息传播的力量，建立起“传播帝国”。也就是说，未来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对社会信息和情报的拥有、控制程度，以及传播的数量与质量。我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