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论传播发展的八个维度

【内容提要】传播发展一方面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另方面又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传播发展的内涵丰富多彩，要考察特定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有八个维度是必须予以关注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开放多元的媒介结构；较少的报道禁忌与较大的监督空间；经济自给；媒介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和专业精神；媒介结构合理与较高的普及水平；受众信息需求的最大满足。由于传播发展是动态的历史过程，象征传播发展的具体指标和考察传播发展的维度，当然不会固定不变。

【关键词】传播发展 媒介政治地位 媒介结构 媒介公信力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传播发展既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信息传播都是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社会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人，但由于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维系绝对离不开信息沟通。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传播是社会的粘合计，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传播发展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一方面，传播发展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传播发展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传播发展？笔者以为，传播发展指的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或超前于社会系统的信息传播事业的整体性发展。它包括在充分发挥了传播技术潜力以及充分利用社会制度空间的前提下，各种传播工具结构合理并且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各种媒体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法律、经济地位，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接受工具高度普及，媒介功能完全发挥，以及大众信息需求的最大满足等。具体而言，考察传播发展可从如下八个维度着眼。

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

在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传播事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宽松的政治法律环境。一个媒体，不论它具有什么性质，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或者臣服于政治权力的淫威，或者屈服于资本的压力，将会处处仰人鼻息，失去独立的报格、台格、人格，无法自主地展开业务活动。这样的媒体数量再多，发行量再大，都难以履行媒体本身的社会责任。

对于独立地位的追求，是职业新闻工作者数百年来强烈的愿望。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无冕之王"、"第四权力"、"第四等级"，就是他们急于摆脱专制权力束缚、实现政治独立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早年马克思主张，报刊不仅是社会舆论机关，而且还是社会的第三种因素。所谓第三种因素，乃是指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上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1]230-231也就是说，人民报刊不仅能够公正地、理智地站在公众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且能够不通过任何官僚的中介将人民的生活状况直接呈现在国王的面前，让统治者能够直接听到人民的呼声，但这种呼声并不直接与个人的利益和私人的需求纠缠在一起。报刊的这种纯理性特征凌驾于社会之上，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摆脱权力的束缚，切断利益的纠葛，超越阶级、集团的壁垒，用事实说话，为真理呐喊，为正义助威，这便是第三种因素的内涵。

独立是自由的前提，没有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就没有出版自由。"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2]，"奴隶之对待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3]梁启超认为，自由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是"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而奴隶性则不然。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4]235因此，"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5]出版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与信息传播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媒介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上，虽然不可能有绝对的、普遍的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绝对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包括采访自由、报道自由、评论自由等。对传播媒介而言，出版自由的程度不仅决定了媒介及其从业者的活动空间，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不同媒介影响力的大小。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绝对不可能有发达的新闻传播事业。

但是，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媒介及其从业者完全脱离政治，与权力斩断一切关系。权力与媒介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完全离开权力、不受权力影响的媒介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完全从属于权力或者与权力一体化的媒介，既不符合媒介自身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不符合根本的政治利益。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犹如太阳与地球，不可太近，也不可太远；太近了，会被过热的阳光灼伤；太远了，会流落在深寒缥缈的宇宙深处。在相对独立前提下的出版自由，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自由，而应该是在法律范围里的自由，是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前提的自由。只有这种出版自由和独立地位，才能成为媒介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开放多元的媒介结构

任何一个传播事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有多元、开放的媒体结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或正在走向文明的社会中，社会的构成必然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即便是社会主义阶段，即便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情况下，社会目标的统一并不能否定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自由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虽然社会的总体目标是追求终极的和谐，但和谐不是产生于单一，只有在多样、多元的对立和统一之中，才能实现和谐。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也就是说，社会的多元、多样，不仅是不容否认客观的存在，更是和谐、进步、文明的前提。

社会如此，传播系统也是如此。大凡一个政治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其信息传播系统都会呈现出多元的结构，不同的阶级、集团，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社区范围，不同的性别与年龄类型等，都会拥有相应的媒体以为其代言人，满足其信息消费的需求。即便是最强大的社会势力（如统治阶级），也无法完全垄断全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资产者与无产者、精英与大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都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支配着属于自己的媒介系统，以保证社会多样性的延续。当今中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社会已由早期的两元对立渐次演化为十大社会阶层的和谐共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但是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客观上要求多元开放的媒介系统。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领导着几乎全部的信息传播媒介，但真正意义上的党委机关报在整个报业系统中，无论是市场份额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而市场导向的非机关报刊，如市民化报刊和专业性、对象性报纸越来越受欢迎。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国外媒体的进入也将成为现实。于是，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并存，国内媒体与外资背景的媒体同台竞技，综合性媒体与专业性媒体的竞争，将成为和谐社会的一道亮丽景观。可以想见，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将会因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媒介系统而日益和谐，不断地提高其文明程度。

三、较少的报道禁忌与较大的监督空间

根据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说法，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是漂流于汪洋大海的轮船上的特殊水手，他立于桅杆之上，望四周，把握方向，及时发现可能的危险。这与后来的传播学者对媒介的定位不谋而合。媒介及其从业者是社会的守望者、哨兵，担负着监测环境的重要职能。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了全船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赋予他守望、监测社会环境的全权。也就是说，其目光所到之处，不应该有任何死角，不应该有任何雷池。在社会整体利益的旗帜下，媒介及其从业者视野中，应该是历史没有空白，现实没有禁区。这当然是媒介工作者的理想状态，此景只应天上有；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中，都不可能做到如此的纯粹、彻底。但是经过努力，绝对能够尽可能地缩小报道的禁忌范围，尽可能地削减报道雷区，不断地拓展报道空间。只有这样，媒介及其从业者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同时，发达的新闻传播事业，还意味着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股建设性力量，对社会监督的加强。媒介发展及其影响力不仅仅表现在数量方面，更重要的还表现在质量方面。这里的质，主要指的媒介代表公众进行的社会政治参与，对于公共权力、对于社会现象的监督。西方自由社会所谓的"第四权力"就是对权力监督而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著名报人黑岩泪香标榜自己"眼中无王侯，手中有斧钺，"展示了报人蔑视权威的大无畏气概。中国近代史上则将其演绎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媒介及其从业者对于权力腐败、社会不公、低俗之风的抨击，既是其自身的职责所在，又是民主社会健全发展不可缺少的要件。媒介及其从业者的监督空间有多大，取决于该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当媒介监督的空间得以拓展，不仅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也说明了媒介影响社会的能量在加强。如果媒介监督仅仅流于形式，"小骂大帮忙"、或"打苍蝇不打老虎"，不仅其影响相当有限，而且媒介本身发展的水平也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

四、经济自给

传播媒介既要在政治权力的面前维持一定的自主性，也要在资本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本身演变成为一种产业，它必须从外部源源不断地吸取各种资源。在制约媒介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资本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不仅表现为资本对媒介产业的投资，更重要的还是资本对媒体的广告投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告收入日益成为现代传媒的血液，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广告主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媒体的报道和言论倾向。一个对资本持敌视态度的媒介，是很难得到广告主的支持的；但是如果媒体完全屈从于广告主、屈从于资本，必然会背离新闻的职业精神，从而失去大众。来自权力系统的补贴也是缓解媒介经营危机的手段，但是这种补贴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基本的政治立场为交换条件。这是怀抱专业理想的媒介从业者们难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在经济上的自立或自给自足，乃是媒介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前提。所以社会责任理论提出自由报刊的六大任务之一是"维持财政的自给自足，使报刊能够不受特殊利益的压迫。"[6]85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当伦敦"工人机关报"在经济上无法坚持时，马克思就断言："这家报纸依靠自己的资金维持不了多久了；因此，它会依赖资产阶级的贷款，从而失去自己的性质。"[7]226即使是作为党的报纸，即使在经济上依赖于党和在政治上服从于党，马克思恩格斯也持有一种保留的态度。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8]517-518同样的看法，在中国梁启超的文章中也多处表述过。梁启超认为，要实现言论出版自由，首先就得在经济上谋求自立。"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4]384然后乃可言出版自由。辛亥革命后，他又公开表示："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维持其生命，此为天下通义。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恃广告收入以供一种完善报纸之设备，在势既已不可能。"故"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殆不得自存。"然而金钱自何方而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亦受其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