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为政举措

政治　　一、任用宰相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眼光精准，能够根据时代需求来选拔贤才。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　　开元初年，国家需要拨乱反正，走上正轨，玄宗看中了多谋善断的姚崇。在渭川见面时，玄宗提出他当宰相， 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事要说”，玄宗一一应允，他这才同意。“十事要说”包括了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姚崇上任后， 帮助玄宗贬逐功臣、杜绝斜封官、整治外戚等。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当时在黄河的南北地区都发生了严重蝗灾，对庄稼的破坏异常严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消灭蝗虫，不仅会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稳定也至关重要。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国家渐入正轨后，玄宗要以法治国。这时，打击政敌、招权纳贿、搞小集团的姚崇便下台了。玄宗又看中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为政期间，他直言上谏、不数私恩、严于律己，并把要继续实行姚崇时期好的制度。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最后，宋璟因工作失误以及过于守旧被罢相。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接替了他的位置。不久，文武双全的张说又取代了他。张说上任后，军事上，裁减了20万边防军，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政治上，改革宰相机构，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增加了中书省的权力：文治上，任丽正书院领导（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发展到了极点。开元十三年，在张说的主持下，唐玄宗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张说后的几位宰相，都因为不和而被罢免。　　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二、革新吏治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三、盛世危情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四、安史之乱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二是西南的南诏国。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代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都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唐玄宗驾崩，十三日后，肃宗崩；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军事　　一、武功显赫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河北蔚县）和定州（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二、兵制改革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三、开疆拓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经济　　检田括户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文化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重视图书建设　　在文化事业上，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开元七年（719）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 060部，51 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 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音乐　　唐明皇就任以后，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唐明皇极有音乐天份，乐感也很灵敏，经常亲自坐镇，在梨园弟子们合奏的时候，稍微有人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并给予纠正。（相当于一个好的指挥家！）　　《旧唐书·音乐志》也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他还制定了《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多首羯鼓独奏曲。　　唐明皇还很喜欢舞蹈，相传著名的《霓裳羽衣舞》的曲调，就是唐明皇根据河节度使杨敬述将从印度传进来的《婆罗门曲》来润色改编，又称有月宫的神仙托梦与他创作而成的，且不管如何传说，但《霓裳羽衣舞》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　　唐明皇个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通、没有不晓。因此，我们说，唐明皇除了是个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对艺术的普及，尤其是在人才的培养，以及和各地、各国的艺术交流方面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介绍

李隆基 李隆基（685－762），即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庙号为“玄宗”），亦称唐明皇。西元712年至756年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清朝为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故而多称其为唐明皇。李隆基在位期间开创了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最为鼎盛的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唐明皇在位后期（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势逐渐走向衰落。 在文化事业上，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开元七年（719）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 060部，51 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 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