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

拙文《我与儒家》在半年多前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自己把个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伦理作出退让，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里面充当“卧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潜意识中的基础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更不可能清除，但至少能够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反思的自得心理，打破自以为圆满无缺的封闭状态，而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因此，我的这种现身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想和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其实我的态度正是对这种共识所进行的一番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我并不把儒家学者看作是一些老古董，一批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派，而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我大都有同情的理解;但我仍然要批判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这种同情的理解加以反省。而那反省和质疑的标尺，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全都是来自西方的价值尺度，而是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化”了，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做学问的人最忌的就是凌空蹈虚，从文本到文本，或者陷入思古之幽情而无法自拔。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一)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今天很多儒家学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中充满着寻章摘句和繁琐考证，这些考证超不出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却又平添了现代学者由于幼学功底无法与前人相比而生出的无数错谬和纰漏，但他们仅凭这种热心于读经解经的态度就为自己赢得了学问“扎实”、路子“纯正”的美名。前两年李明辉先生曾劝我坐下来先花上十年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再来谈儒学，我相信他是好意，也许看中了我是根研究儒学的“好苗子”吧。如果我估计自己能够活到两百岁，或许还真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说不定还能把儒学做到超越古人的程度。但我不具备那样的野心，而宁可在儒家经典中凡是遇到需要考证的问题，就翻书或者上网，查阅历代那些公认的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今天，当代学者在考据之学上要想和古人比高低，除非新出土了久已失传的原始文本，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据工夫所造成的，也根本不能从这方面去解释。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这就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我们还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谬托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和习得了一套一套的现代学术话语，这套话语的背景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会(所谓“中国化”)的前提下，便以之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并没有展示出西方观念中真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异的地方，因而不能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正好给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留下了口实，即认为你所说的那些词汇的含义，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甚至女权等等，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用得着你们来启蒙吗?实际上，随着“国学热”的又一次兴起，后面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可以说愈演愈烈，还美之名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大家似乎都觉得，只要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挖掘出来，用现代衣装“创造性”地乔装打扮一番，就连改革开放都用不着了，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了。这种玩弄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界的风气，只不过是以情绪化的意淫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掩饰和缓解自己的自卑情结，注定是立不住脚的。如果说，前面那种倾向是利用“小学”考据来转移研究方向的话，那么这里这种倾向则是利用义理偷换来忽悠对儒学望文生义的人，阻止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儒家学说本身的真义。

最后，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现实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前年，茅于轼先生去长沙做讲座，遭到“毛粉”们的围堵，讲座被迫取消，但留下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茅先生在视频中说，假设一个人在文革的时候得了昏睡病，一觉睡到今天，他会感觉这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当时我接替他做讲座，我接过他视频中的话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假如这个睡醒了的人看到今天茅先生受到的围堵，他就会感觉到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世界，一点都没有变!我这里的所说的没有变的东西，就是指人们潜意识中的观念。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样，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表现在人们不自觉的思维方式中，而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去建立一个“好的社会风气”。最奇诡的是，哪怕人们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却又都一致认为，这些字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仍然是绝对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这就造成了当前国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心态，即尽管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人人都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样，但必须从娃娃抓起，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

就中国人现实的生存方式来说，不管这个人信奉的是什么，这种特色心态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就是不管你是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还是30年代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甚至包括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都逃脱不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自己内心思维方式的支配。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格结构模式，不是轻易的什么“主义”能够改变的。而在经历了当今如此巨大的现实变革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面对它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反思。因此，要揭示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光是停留于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深入生活本身，对中国的现实有切实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底层信息，对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有贴近的观察和亲身体会，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想什么。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见长的，但在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的一个差不多是共同的特点恰好就是脱离实际，有的躲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之地构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天下”的理想的政治宏图;有的积极介入当前高层政治动向，以寻求知遇和做帝王师为此生终极的追求目标;有的则努力将儒家变成一门“行为艺术”，把自己从里到外打扮成古之儒者，享受一种傲视群氓、自鸣清高的快感。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处发生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如维权问题、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等，都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还不如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儒，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对中国当今时代的现实感，尽管欺人，却不自欺。

(二)

那么，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国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但树立起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周代综合了上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来最完备的政治制度即礼制。三代体制虽有损益，但基本的大原则是不变的，这就是立足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定性，没有一个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缘纽带联系，不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理性来习得参与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国家只有通过由圣王把老百姓全体关进笼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则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兵荒马乱、盗贼遍地、民不聊生。儒家伦理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条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长期习焉而不察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已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的核心内容，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对一个圣王或明君的渴望。据说孔子就是“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丧家犬”，不管孔子是承认还是否认这种心态，这是从古代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的一种潜意识。当然，同一个潜意识表现出来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儒家学者肯定是“学而优则仕”，不但在庙堂之上为君分忧，而且在江湖之远更加倍地“忧其君”;老百姓则公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哪怕是引车卖浆之徒，也对带有“官家”印记的一切事物肃然起敬。道家表现得有所不同，在个人生活中远离官场和政治。不过，虽然他们对于现实的权力时常表现出不屑和轻蔑，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将“圣王”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庄子・大宗师》中就谈及“圣人用兵”之道，“利泽施乎万世”;《庄子・应帝王》中实际上也是在给理想中的帝王出主意，和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相同。他们尽管都远离权势，但并非不想做官，而只是不想做现在这个充满肮脏小人的世界的官，而向往在古代圣王手下当官。至于那些隐士，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在同一首诗中自况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实是愤世疾俗之言，相当于说：“眼不见心不烦”。他还另有《感士不遇赋》，直接表达未能遇到心目中的圣王的遗憾。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虚伪，而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基本上还是认同的。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将传说中的老子和黄帝思想双方结合、也就是学术和权力结合的产物。

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及熊十力《原儒》)，虽然它已经朝政治实用主义单向发展，并反过来指责儒家空谈误国，但除了斥责儒家那套社会理想不切实际之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理想本身的坏话(在这点上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类似)，反而将它们当成愚弄百姓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传说宋代赵普为太祖重臣，长于吏治而拙于学术，自称他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长期以来被儒生们引以为自豪，没有人听出里面的嘲讽的意思。至于墨家，除了主张兼爱而与儒家主张差序之爱有所不同之外，在《贵义》和《尚同》等篇中的观点，所谓“一同天下之义”，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