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学术感想。学术重在交流，教学相长，我常常在和同学的对话交谈中，获得许多启示。

我是蛟河人，吉林是我的老家。吉林大学是一个重点院校，学术气氛一直很浓，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就是我们公木先生作的，还有《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也是公木先生作的。它们是浸润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歌，在文学上影响很大。吉林大学的学生又特别优秀，我比较喜欢的两个评论家，王小妮和季红真，也都是吉林大学毕业的。所以我对吉大是抱有深深的敬意的。

同学们现在可以接触到挺多学术论文，可能觉得它们写的很闷涩。其实，学术文章也是文章，不把它当文章做，也是一种失败。现在我们的文学之所以搞得有点公式化，死板僵硬，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写文章。把文章分成四大段：第一段谈思想性，第二段谈艺术性，第三段讲语言特点，第四段就是结构。文学的那种新鲜、活泼、灵动，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已经越来越少了。例如一首《春江花月夜》，我们没读评论文章时觉得挺好，读了反而觉得索然无味。相反地，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以诗对诗，用诗的眼睛去看诗；又如王小妮和季红真的文章，那种带有诗意的语言风格，才是把握住了文学的底蕴。

所以我今天汇报的题目就与这种学术缺乏文学性的现实情况有关。我要说的是“《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

要给中国文化下一个定义，是很不聪明的。其实对任何一个东西下定义、给概念，都是费力而不讨好的。可能大家看过我与别人合作的一本书《文学是什么》。如何对文学做概念式的解释呢？书一开头我就说“什么是文学？其实，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人、什么是哲学、什么是艺术等问题一样，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即使再追问一千次，还会有一千零一种答案。”所以在书里，我故意避开了正面回答，我借别人的说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束灯光？文学是语言艺术吗？是美的还是真的？是闲暇的游戏还是布道的牧师？我只是提供了提出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角度，而答案要大家自己去寻找。结果，前些天有人跟我争论，他说，如果概念不明白，那么怎么面对文学。我说，其实很多概念都不明白，比如说人是什么，“人”这个概念很多人不懂，我也不太懂，但我们都不是人吗？我们就不做人了吗？

所以，讲中国文化诗性品格这个东西，就像给文学下定义一样，也很可能是危险的，费力而不讨好的。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从中西文化的区别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用“诗性”这个词来定义中国文化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这本书里，谈到了“原始智慧”。他说：“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那时，一切都是诗性的：诗性的政治学、经济学、诗性的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与现代人不同，古人的智慧所凭借的是一种单纯的灵感；而我们是很冷静很理性的。比如对月亮的看法，我们认为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而古人却看到了嫦娥、吴刚、桂花树，甚至还有酒。这种种曼妙的东西在我们这里都没有了，因为它们是古人凭借感官的智慧、诗性的智慧才感觉到的。

实际上，这种诗性的原始智慧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相当鲜明。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周易》这部书。

大家现在读《周易》，很容易认为它是散体的，其实，周易是诗体的。宋代的陈，在《文则》中说：“易文似诗”，其实不是易文“似”诗，应该是易文“是”诗。

我们看《坤》卦的爻辞：“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很显然，从形式上看，这是散体的而不是诗体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段爻辞中取出它的骨干部分，可能就会出现另一种结果。首先，李镜池先生曾经说，爻位是西汉以后人安上去的。我们看《左传》和《国语》引用爻辞的时候从来不引爻位，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爻位排除。接下来，还有一种文字，是解释性的语言，叫做断占之辞，也可以排除。例如“坚冰至”就是解释“履霜”的。把爻位和断占之词排除以后，《坤》卦的爻辞就变为：“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形式整齐、韵律铿锵的上古歌谣。形式正是诗体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段爻辞所写的内容和它蕴涵的情感。《坤》卦是写什么的呢？是写大地，并且是最有特色的秋天时候的大地。“履霜”，初秋到来，人们走在霜天辽阔的大地上。“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有很多人点成“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如果知道《周易》原本是韵文，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古人有天圆地方的思想，方即指大地。“直方”就是形容下满霜的大地一望无际、坦荡无垠的样子。“含章”指文采，即秋天的大地五色错杂、含章纳采，东北人把秋天的山岭叫五花山，也是含章的意思。“括囊”，倒过来说就是囊括，扎紧布袋口，是丰收了把果实收入囊中。“黄裳”，就是人们穿着黄色的衣服。最后是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古人龙蛇不分，《韩非子》引《慎子》：“飞龙乘天，腾蛇游雾”，根据上下文的互训，飞龙就是指腾蛇。这两句是说，两条蛇奈何不了初来的秋寒，互相盘绕在一起，咬得鲜血淋漓的样子。其实它们是在增加热量，相当于开运动会。

大家看，这一段爻辞是诗意地写下来的。从“履霜”开始，有顺序有节奏地描绘了秋天大地的景色，并且在全面描画的基础上，又以一个“龙战于野”的细节描写作为点睛之笔。其实，这正是中国诗歌“心物相感”、“感物兴怀”的传统，让读者从具体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中获得启示。这种启示是感性的、诗性的，是一种原始智慧的启示。

孔子说《周易》中乾坤两卦最重要。《系辞》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下面就看《乾》卦。我们常用“六龙”来概括乾。“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关键是龙这一意象，有人说是图腾。其实《乾》卦描写的是天空，龙是天空中的苍龙七星。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但是原始人类对天文的了解，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生存。我们现在的时间坐标完全可以脱离天空大地，古人不行，他们就是跟日月星辰、春秋四季生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环境造就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举个例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记载，有一次孔子出门，让弟子带上雨具，后来果然下雨了。原来是前一天晚上，孔子看到“月离于毕”的天象，古人把毕星看做是雨神，所以孔子预知第二天将会下雨。古人是把自己全部的日常生活与整个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乾》卦就是用苍龙七星这一具体天文现象来解释人事的。闻一多先生曾经做过考证，还有一个美国人夏含夷，也认为这是指苍龙七星。大家知道有二十八星宿，分成朱雀、玄武、苍龙、白虎，而苍龙七星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这一卦：中原冬季，天空中还看不到苍龙七星，所以说“潜龙勿用”。到二月二时，苍龙七星露出头来，所以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三四月的时候，苍龙七星跳出地平线，也就是“或跃在渊”。直到五六月份左右，我们终于看到一条美丽的苍龙七星横亘在夏空的最高处，这就是“飞龙在天”了。物极则反，飞龙在天之后，七八月间必然就要转折跌落了，即“亢龙有悔”。《乾》卦实际上就是写苍龙七星在天空的出没循环。而人们也就是从这样的天文星象中，获得诗意的智慧启示。它实际上是象征着人事的兴衰交替、枯荣循环，描写龙的用舍行藏，是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的，提醒和告诫人们什么时候要收敛自己的光芒，守住本分，虚怀以待；什么时候应该抓住机会，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什么时候又应该及时收手，功成身退。与《坤》卦一样，《乾》卦也是通过描写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来给人一种感性的启示，以诗的形式阐述抽象的哲学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诗性智慧。

再看第三卦：《屯》卦。在小篆里，屯下面加一个日就是春，屯就是春的本字。屯义为初生的草木。《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说的是幼苗拱破泥土的一刹那。所以《屯》卦应该是描写春天的。我们吉大的于省吾教授在其《甲骨文字诂林》里，就把屯字训成了春天的春字。《屯》卦紧接乾坤，义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接下来看爻辞，没有直接写春天，而是写了一个婚礼：“匪寇，婚遘。”这是为什么呢？这与古人的一种思维观念有关。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中提出了“互渗律”这个概念，英国人弗雷泽的《金枝》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交感巫术”。而在中国古代，例如《周礼》中所记官职的设置，就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四时而设。这就是古人顺天应时的观念，他们认为，春天是一个生长的季节，万物生长遵循利生的原则，而爱恋与婚姻正是最大的利生形式，所以在写春天的《屯》卦中就描写了一个盛大的春婚仪式。

通过对《周易》开篇三卦的简单勾勒，我们发现，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居然是用诗体写成的，充满了诗性的智慧。在中国，艺术与哲学是同源的，这与古希腊的情况恰恰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把诗人驱逐在外的。在他那里，哲学与诗是一对矛盾，在中国恰恰是同源的融合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诗性品格。

“易文是诗”，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同人》卦：“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先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于郊，无悔。”这写的是一个战争的场面。战前，聚集众人，在宗庙前祭祀。然后军队埋伏在密林草莽之中，占据制高点，但三年不敢兴兵打仗。后来登上敌人的城楼，却没有将城攻破。于是众人先号哭后欢笑，这是大军及时增援取胜与众人会合。再如《渐》卦：“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这个鸿渐就是方鸿渐那两个字，有人考证，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就是从《渐》卦来的：刚开始船靠岸，登陆，后来又到了风雨如磐的上海，又跑到内陆等等。这种结构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的这种诗性的思维和智慧是深人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

那么《周易》的核心是什么？是“象”。说破了象也就说破了《周易》。《系辞》说：“《易》者，象也”。《左传》里说到《周易》时不是说看《周易》，而是观《易象》，足见“象”在《周易》中的重要意义。例如，坤下离上，是为《晋》卦。《坤》指大地，《离》指太阳，太阳在大地之上，是为晋升。如果颠倒过来，太阳落山了，就是《明夷》。这就是取象。那么《周易》为什么要立象呢？“立象以尽意”。欧美人是如何“尽意”的呢？他们通过语言，通过逻辑论证，力图穷尽某些东西。但中国人却认为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言说的，最神圣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庄子•天道篇》记载了一段齐桓公与轮扁的对话。轮扁斫轮，看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就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齐桓公很生气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说，以我斫轮这件事来说，是有一定的道数和技巧在里面的。但这道数和技巧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而口不能言”。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受之于我。同样道理，古代圣贤和他们的思想也是不能用语言传递后世的，那么您所读的书不就是糟粕吗。既然语言是不可尽意的，于是《周易》就“立象”以尽意。这个“象”，与逻辑的理性的语言相比，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象是象征的，诗性的，艺术的，它通过诗性的形象和感发的力量来揭示意义，来启示人生，予人以思想和智慧。你站在夜幕中，仰望星空，夜风吹起你的长发，听到大河东去的声音，这时就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但你怎么把这些感慨表达出来呢？你说，啊，天地真是无穷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