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儒学何以显得“博大精深”？

关于儒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儒学百无一用，需要彻底清算。这一派的代表是陈独秀和胡适。“打倒孔家店”也是胡博士提出来的。政治上，陈独秀和胡适意见相左，水火不容，可在对待孔孟之道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另一派，可以称作“国粹派”，在他们看来，儒学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不光历史上的问题，能在儒学中找到答案，即使是人类现在遇到的种种麻烦，例如环境、气候等自然问题，以及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和物欲横流等社会问题，也都是背离了“儒学教义”的报应。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儒学莫属。

儒学，究竟是一堆垃圾？还是“博大精深”，众说不一，纠缠不清。在我看来，儒学在不同派别的人眼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根本原因是对立的两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我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胡适一派的。由此出发，我常常思考的是：为什么“国粹派”以及多数中国人，会落入“博大精深”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或者说，儒学的哪些特性让人们产生迷信的幻觉，以至于从没有一种流毒甚广的学术思想能像儒学一样，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创新精神达5000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的悲哀在于，这个悲剧依然在继续。

“国粹派”的研究思路是考据，即：从儒学发生那一天起，沿着古代儒学发展的脉络，复述一遍。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和赞扬的，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问题在于，儒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特殊性，决定了考据的方法，最终会进入一片迷径漫布的森林，歧路丛生，纵横交错，而不知所向和所终。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往来反复，却浑然不知。其实，迷宫并不大，也不深，只是因为你在里面兜圈子，重复以前走过的路，所以，产生了“博大精深”的错觉。

儒学，具有哪些致人迷惑的“学术”特征呢，窃以为，以下是其扼要。

第一，神秘主义。据胡适先生考证，最早的儒家及其信徒是商朝的占卜者。商王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朝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巫祝之流，为了饭碗，故作神秘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商朝灭亡之后，这些人成了周朝的奴隶，花叶飘零，日子并不好过，然而，他们赖以谋生的“知识”并没有随之消失，反倒越发珍贵和神秘。因为只有神秘，才能使“知识”保值和增值；只有神秘，才能使“知识”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不是多数人的福利。

神秘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易经》。这本书，本来是占卜者的必读手册和“备忘录”，秘不示人，后来，文化普及了，才流行于世。人类有一种天性，越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越有吸引力；越是看不懂的内容，越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易经》恰恰满足了人的这种好奇心，自《易经》诞生，迄今，不知道多少人花了多少人年，注释转译解疑释惑，还是没有搞清楚。更可笑的是，旧的疑问未去，新的疑点又生――真成了荒原上的野草，“剪不断，理还乱”，了无头绪。

《易经》之神秘，并非天然，多是人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的大学教科书。《易》《春秋》则谓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易》本隐之以显，《春秋》推见至隐。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

这就是说，儒学的最初创始者，对《易》作了“模糊化”处理，目的是让别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些手法，现代依然屡试不爽，何况古人呢？只不过，《易经》的作法有些过头，就像一本秘籍埋在地下，结果时间长了，残破毁损，字迹斑驳，写得是什么、含义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了。不过，这种效果正是古今儒学家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深不可测才是他们的卖点，否则，拿什么唬人啊。

先秦以及之前的儒学，还有几分学术气，至于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批准之后，儒学“有用”了。于己，可以作官发财；于国，可以安邦治国――一种学术，当它与名利无关时，虽然，研究的人少，但都是为了兴趣和学术；一旦与名利结缘，就大异其趣了。治其学者，往往不识大体，而斤斤计较于一枝一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穿凿附会，强拉硬拽；或者，广发异说，炫耀于世。真正的学问和研究，反被抛荒――两汉之后，魏晋玄学兴起，就是对儒学家们算计名利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大反动和大嘲讽。儒家要入世，竹林七贤偏偏遁迹山林，逐浪于江湖。不过，有一点没有改变，即：随着佛教的传入，魏晋之风，更加空灵飘逸和神秘莫测，这种风气，于艺术有益却于学术有害。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神秘主义也达到最高潮。“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是朱熹提出的一个口号，如何“穷天理”？格物致知；如何“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也。在《大学》核定的次序里，“格物”在前，“知至”在后，再后才是“正心诚意”。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未经修养的心，能澄清物理格物致知吗？反过来，“正心诚意”是否应该通过“格物”才能实现呢？显然，这是一个死循环。

另一个更玄妙的概念是“正心诚意”，这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主观的问题。什么是“正”？如何才能“正心”？“正”一个人的“心”和“正”另一个人的“心”有什么不同呢？是否有适宜于所有人的通用方法呢？什么是“诚”？如何才能“诚意”，“心”和“意”又有什么异同呢？实际上，儒学之所以如此关注“内心”和“内省”，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家参禅打坐，宋朝的理学家就“正心诚意”，包括“灭人欲”，也和佛家“四大皆空”如出一脉。但是，宗教和学术的根本是不同的，宗教最终的目的是解决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为此，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势不可免，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以及任何一种原始教义，无不如此；而理学是学术，目的在于“格物致知”，把宗教的内容引入学术，风马牛不相及。

王阳明早看透了理学家的漏洞。15世纪的某一天，他拿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园的竹子，开始格物。一连过了七天，他的脑袋都疼了，也没有什么结果。格物失败了，也宣告朱熹代表的儒学神秘主义的完全破产。

第二，定义含混。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所以，成就自然之美；可是，要是一种学术其核心概念都含混不清，这种学问是否可以称为学术就大可质疑了。不幸的是，周公创始、孔子集成、孟子发扬光大、朱熹再度弘扬的儒学，就是这么一种“学问”。“仁”是儒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仁义礼智信”，“仁”排在第一位。

什么是“仁”？《论语》中，“仁”一共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这不是我的统计，我嫌麻烦，但热爱儒学的人、研究儒学的人是不厌其烦的。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论语》算是儒学的经典著作，它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语、行为和思想，但是，它却不能准确地定义什么是“仁”。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前一个“仁”，是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后一个“仁”，扯得远了，到了“天下”。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井有仁焉”，有人考证“仁”就是“人”。

孟子的“仁”，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小团体，而是着眼于政府和国家，意在劝说当政者行“仁政”。即孟子大大扩展了“仁”的作用范围，由小“仁”到了大“仁”。后世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仁人志士”，多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仁”的――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许多民族英雄视死如归、舍身成仁，此“仁”乃是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意思。与“保民”、“爱物”的小“仁”以及怜悯恻隐之“妇人之仁”大有不同。

宋儒，不厌其繁，又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仁”的概念。

“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这是周敦颐说的。“仁义礼智”，都说道了，也都有“新意”――和“孔孟之道”比起来，味道大变了。

周敦颐的学生谢良佐，也不甘寂寞――他接着说：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如果，“仁”是天理，则按照朱熹的“理”，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理”在气先。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是一理。“理一分殊”，正如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至此，“仁”，又成了万物的本源。谢良佐进一步解释：

“心者何也? 仁是已. 仁者何也? 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

“桃仁杏仁”，就是“仁”。这是从生命起源的角度解释“仁”的，因为，甜桃核酸杏都是由“仁”长出来的。

从孔子“爱人”，到谢良佐的“桃仁杏仁”，其间之距离，何止天地之间。不过，不要认为谢良佐在和我们开玩笑。清末，谭嗣同对于“仁”的解释，倒是和谢良佐相像，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指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以我之力，要搞清楚“仁”的含义，实在是勉为其难。我只不过是随意从我看过的儒家文章中，摘录了有限的几则，已经感到大脑氧气不足，思绪难以为继了。可怜那些科举的书生，要不呆不傻，真是奇迹了。“仁”如此，儒家的其他概念，也都这样，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大家认可的内涵清晰的定义。

没有清晰的定义，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方面，对同一个名词，每一个学者使用不同的定义，就会造成“鸡同鸭讲”的混乱和误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你的不对，你说我的不对，可是谁也不能证明对方是如何不对。因为，原本，各自对一个概念都有不同的定义。另一方面，概念不明晰，会造成学术中断，即后来者无法继承前人的成果。每一个人都“从头来过”，学术的发展自然陷于停滞。我们不能把中国科学落伍完全归结到儒家头上，可是，孔子开创的儒学概念含糊不清，对以后的学者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它也带来了一种“光晕效应”，即儒学是博大精深的――此时，博大精深是含糊不清的同义语。我坚信。

西方的学术是一颗茂盛的大树，蓬勃向上，枝繁叶茂，可是，要是从根部寻源，由根至干，经干到枝，再从枝及叶，其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再看儒学，却像满树的叶子洒了一地，看上去“叶子”遍布，十分丰富，其实，只是不成系统，纷繁驳杂，而已，正如一片狼藉。

第三，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