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余三定：发现东方与再中国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提出要坚持文化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主流思想之一部分。为了促进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发表这篇访谈。

――编者

一、西学只是我研究中国问题的背景

余三定：我对您的学术研究一直比较关注，对您的研究成就曾做过梳理。我发现，您的研究并没有固定在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在不断扩大和转换，您一向以西学研究著称，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却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到中学的学术转向， 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岳川：学界很多朋友对我的所谓"学术转向"很感兴趣，我的学术研究也确实经历过几个转折，但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转向或位移，而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有所谓的转向，也只是针对各个时期问题的不同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学界同仁说我以西学著称，是因为我差不多研究了近20年西学，但我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等，即所谓的从西学转入中国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不过是我真正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故而我研究西学，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将其作为一辈子研究的终极归宿。从西学转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自然生发出来的必然趋势，我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所以我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我没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在文艺理论领域，尽管它是我的专业。我认为，在专业之外还应该有大的人文关怀，在今天学科化体制化日益促狭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还是回到王国维的这句话："学问无古今，无中西"，全在于学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它们。故而，我认为，中西之间要区分，但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分成两半，中中有西，西中有中，中国曾经影响过西方，中东曾经影响过古希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互相影响呢？我不相信一个目无"天下"的学者能够把学术变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学问只是为稻梁谋的学问。如果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北大百年无数先贤风骨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那么，"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则应是新世纪学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坚信：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只能是"互体互用"，使民族主义和冷战立场让位于人类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动，使东西方消除文化误读，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共同关心和构筑的远景，那就是我的终极向往--"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余三定：我注意到，您已经超越单纯的文艺学领域而进入到多个重要人文领域，比如您对国学与书法的研究，音乐与美学的研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以为，如果简单地称您为文艺理论家的话并不全面，准确地说应该称您为"人文学者"。而且我以为，称您为"人文学者"，不仅是说您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更重要的是说您具有人文情怀。您能对您的治学历程进行简略介绍吗？

王岳川：好的，正好借此机会总结一下30多年来我个人思想史的推进脉络。

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质上是领悟自身、穿透自身，不为世俗生活表面现象所左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感悟。记得乾隆下江南，站在金山寺让方丈数长江中有多少艘船。方丈惠林和尚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倪云林在52岁时把家产散尽后浪迹天涯，其后他的画作荡尽俗气，具有穿透力；左宗棠经历了一次穿透和自我超越--他天天监督造房，招致建筑工人厌烦，工人说，我修的房子从来没垮过，但我修的房子经常易主。左宗棠突然醒悟，锱铢必较的名与利终归是别人的。我认为，人文之识就是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四个维度：难度、精度、高度、深度。没有这些"度"，就不会获得认识、眼光、胆识、超越，也不会获得自省。"通"就是通中西、通古今、通史实、通门类。这才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识。

我从不认为满地走的都是圣贤，不认为满地都是哲学家美学家，更不认为满地都是文论家。真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论家美学家，机会很小。只有与时代的命运相激相荡，才有可能玉成大师。正如王国维的思想历程一样：有人说王国维的学问从来不和当代发生关系，而是闭门做自己的大学问。我说非也。看看王国维早年的日记，天天在学德语、日语，痛苦不堪，那是为了翻译叔本华、尼采，去启迪民智；当他发现一战就把西欧打成废墟以后，就相信梁启超旅欧游记所载，于是写《人间词话》，讲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国，已经研究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马上开始精研甲骨文；当他发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他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学；最后他发现蒙古即将被"独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因此成为心怀家国"君子不器"的大师！

人文学问有四条腿："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我觉得这四条对做学问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把它作为我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表达了我在世纪之交三十年做学问的体会。

实际上，我并非一开始就从事西学研究的，大学前我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并对中国文化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功夫，可以说长期潜沉国学之中。这里谈谈我选择学术的过程：我作为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发现同学们让老师们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作为这一届的大学生，由于亲身经历了知识匮乏的"文革"时期，因此，我们这一代学者有着比较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认识到大学四年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大学期间，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还研究过文字学、金石学和书法学。苦读苦背成为我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大学时候，我就是从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杜甫开始的，为了写作《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毕业论文，我经常枯坐在图书馆善本书室，苦读苦写，最后以9万字的《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当时有人不认同，但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这应该是我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的积累。

考研究生进入北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北大学子接受现代西学思想非常前沿，我那刚刚有点眉目的"国学"话语在研究生们高谈阔论胡塞尔、弗洛依德、海德格尔、萨特、马斯洛、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颇为时髦的话题面前时，"失语"了。当时，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古代文论或古典美学，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是更新知识结构，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进入学术前沿语境。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应好好补习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后者。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以进入前沿话语语境。

做西学，首先必须解决外语工具问题，必须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在我看来，读原著是做西学的基础，于是，在翻译了十几篇西方学术论文之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全心着手翻译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并用了近一年时间细校两遍，对原著逐字逐句的斟酌使我得以透过语言直接切入思想层面，明白了语言不是思想的"皮"而是"思想"的对等物，这使我对英文学术著作的读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得以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清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提升的过程，学术视野，思维框架有了新的拓展。研究生期间，我认识到理论自觉是重要的，于是试图通过"文艺本体论"去重审文艺学话语。1986年至1988年初夏，我完成了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的论文写作，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其后，论文易名为《艺术本体论》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留北大任教是我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讲授《文艺美学》、《20世纪西方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等课程中，我开始重审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其时，后现代成堆的问题已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仍采取先精读并译释原著再从事写作的办法，开始了"后现代问题"研究。两年后，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脱稿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主编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著作。进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我开始写一些"文化研究"的反思文章，同时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问题"和"问题意识"。可以说，我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

在我看来，人好像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母语，却似乎可以在"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的前提下，选择用血性母语去言说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思想。人生经历往往与学术历程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学术以践证为本，本性皈诚，渐修顿悟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见为意。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获得的。

二、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

余三定：您把做学问的方法归结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能解释一下您的这"十六字心经"吗？

王岳川：可以说，这十六字"心经"是我在长期以来做学问的一点体会，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做学问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们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底子都非常厚。"世纪初一代"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相反，进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前苏联学习，学科分类非常精细。比如说在文学领域，研究古典文学和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搭界，尽管都叫文学史。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专家，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我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