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中华文化的“传统”与“自信”

无论是否按照“轴心文明”的观点看，古典的华夏文明都是一种自足的文明形态。在现代世界，今日的中华文明仍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仅从主流的哲学形上思维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三大明显特征：

其一，与基督教的一神论文化传统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元真实的“气机”世界里寻找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在人的世界里寻找解决人类问题之法门，而不借助虚幻的宗教神学力量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一点在《易传》、先秦道家、秦汉以后的儒家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易传》哲学也开创了“神道设教”的宗教传统，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并不是一神教意义下的宗教，而是一种“人文宗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多神论，即在“敬天”的旗帜下，各自以自己的祖先为神。

其二，秦汉以后，不断吸纳、综合诸子百家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广义新儒家，虽然也有“敬天法祖”的宗教神学思想内容，但构成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精神特质，就在于不相信一神的上帝，只敬重自己的祖先。由祭祀祖先的文化所提炼出的“慎终追远”意识，从根本上说不是宗教意识，而是一种中华民族普遍的“历史意识”。由于这种“历史意识”，中国历代王朝形成了重视修史的政治传统与史学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重视人类的政治生活史、社会生活史，有如此完整的史传记载。

其三，相对于基督教由上帝主宰的“末日审判”的未来意识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慎终追远”意识，表达了对未来的真切关注。中国的道家、中国化的佛教所具有的“法嗣”意识，以及尊重自然的思想观念，既表达了对未来的重视，也具有深远的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意识。而现代西方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才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种自觉。

基于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三大特点的认识，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应当建立在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真切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自己所拥有的“历史意识”与未来意识之上。而传统文化的“气一元论”思想，以及由此形上思维而发展出来的中医科学系统，更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并予以现代性发展的可贵的文化与科学系统。

其次，弘扬传统文化，也应当珍视现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部近现代史，就是热爱中华的有志之士抗击外侮、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自尊的历史。而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既批判了传统文化中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沉渣，也吸收了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精华。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还应来自中国共产党人所建构的现代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与独立意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为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说法――建立一个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就是要在世界诸民族的文化之中确立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大众的，就是要发展出适合最广大民众精神提升要求的新文化。科学的，就是要充分学习知识理性、科学理性、逻辑理性诸精神，用切实有效的方式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增进人民福祉，进而增进人类福祉。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现代中华文化的“基因”，更是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发扬光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再次，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要认真反省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问题。举例说，西方学术界强调基督宗教之于伦理的根基意义，中国就有研究者大谈儒家的宗教性；当代西方学术界涌动着后现代思潮，我们的学术界也大谈“后现代问题”。欧美学术界热衷谈论的问题，马上就在中国成为最前沿的学术问题，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研究反而不被重视，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当然，弘扬传统文化，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确立民族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独立性，绝对不是要拒绝学习外来文化，拒绝翻译、介绍外来学术思想，恰恰是要认真吸收外来学术，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努力发掘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传统，对当代世界问题、人类问题的解决提出中国人的解决方案与建议。在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可以参酌费孝通晚年的说法表述如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相通，和谐相处，相互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