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第一、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①]，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②]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③]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传统文化已摆脱了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是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④]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