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最後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国族想象

作为中国媒体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创办，无疑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所谓必然中的偶然，是说作为1983年改革开放的振奋态势、思想文化的活跃氛围以及思想解放的国人心理的凝聚，春节联欢晚会得以应运诞生，然而，尽管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媒介新闻、电视剧与娱乐节目这三大节目资源中的娱乐节目的历史性性的革命，并且因此导致了综艺晚会节目形态的诞生，导致了综艺大观、正大综艺、曲艺杂谈以及国庆、五一、中秋、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的诞生，但是作为一档联欢晚会节目本身，春节联欢晚会的创办却毕竟只是必然中的偶然；而所谓偶然中的必然，则是说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介入，春节联欢晚会又逐渐转而成为一种国家的神圣意志对于国民的身份咨唤，成为一场“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图腾，这最终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年年难办却又年年必办，导致了人人都知道春节联欢晚会不看后悔但是看了会更后悔，春节联欢晚会却仍旧会在每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八点准时粉墨登场，简而言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在，已经从一档偶然的综艺节目摇身变为某种必然的国家晚会、某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媒镜像。

也因此，任何的从美学的、艺术的角度的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剖析都显然无法切中要害。事实上，春节联欢晚会背后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与修辞，才是真正引人瞩目的所在。其中，“春节”-“联欢”-“晚会”可以被视为解读春节联欢晚会的能指的三个支点。作为一个被篡改的民俗符号，“春节”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象征，“联欢”是春节联欢晚会所喻示的意识形态指归；而“晚会”则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表演平台，意味着一个虚拟想象的空间。显然，只有由此入手，春节联欢晚会的庐山真面目才会真正大白于天下。

新民俗：传统民俗与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

长期以来，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凝聚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又是中国的“阿里斯之踵”，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所在。按照宗教意识形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分野，中国的意识形态，显然没有神圣宗教的痕迹，是“主义”与“国家”的混合，可以称之为党-国意识形态。党-国意识形态瞩目的是“阶级利益”，它往往把国家的本质界定在阶级本质方面，从阶级性、历史性来为意识形态定性，不惜以“阶级”去重新书写历史。“国”是“党”的影子，“国”甚至被当作“党”的私有财产来使用。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 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从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这一“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去政治化”的“绥靖”历程，逐渐变党-国意识形态为国家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瞩目的不再是阶级本质，而是“共同利益”。它转而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国家的本质，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强调从 “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强调国家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公共性。仍旧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 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

正如德勒兹所概括的，“权力在被拥有之前，首先要被实践”。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实践而并非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新意识形态也必须要被“实践”，“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接受”（福柯）。而公共仪式的实践显然正是“实践”新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它并不建构现实，也不反映现实，而是虚构现实、想象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现实，将现实不断生产出来，因此从强制、灌输、控制到同意、咨询、召唤，从“洗脑”到“公关”，隐秘地存在于对个体的咨唤之中（个体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为主体）。春节联欢晚会则尤其如此，作为一种表现性的公共仪式，它所依赖的不是理性的认知，而是情感的狂欢。借助于感情纽带，它“真实”地想象某种关系，为人们提供意义，进而重构生活本身。

然而，也正因此，新意识形态借助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实践”，就不能不开始于对于“春节”的话语置换。春节之为春节，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民俗”。作为与“平常时间”彼此差异的“非常时间”、“神圣时间”，春节在中国人的心里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甚至僭取了类宗教的属性，不过，春节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民间叙事文本，而是一个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场域，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进行话语置换的象征资源。在古代中国，“春节”就被借助于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被“篡改”为一种“官－民”意义上的庆典，官方意志假借“自然”的名义，置换了民众的生活想象，通过这种置换，民众把对幸福生活的想象“篡改”为对“风调雨顺”的自然力量的膜拜，“天灾”遮蔽着“人祸”，政治危机从而得以有效地“缝合”。而在春节联欢晚会中，春节的话语置换在新意识形态的“实践”中再一次呈现。首先，是“家”与“国”的话语置换。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关口，春节给民众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而更多的是对于个人、家庭的幸福生活的期盼与祈祷。显然，这一诉求基本可以归属于私人的情感空间。然而在春节联欢晚会中，这一诉求却由“家”而“国”，进入了一个公共的情感空间。借助于春节，新意识形态在将民众的原始共同情感（合家团圆、丰收、富裕、祥和，等等）神圣化（“家-国”团圆、国泰民安、民族复兴、国家繁荣昌盛，等等）的过程中，最终将春节这一传统的民俗“篡改”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从而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其次，是“交流”与“传播”的话语置换。传统的春节是人际交往的最佳时机，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酿造着浓浓的“过年情结”。但春节联欢晚会却既割裂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割裂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并潜移默化地把家庭割裂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犹如在电视时代，communication的意义不再与“沟通”、“交流”相关，而是与“传播”相关，春节联欢晚会也不再是神圣假日，而成为“媒介假日”。在“媒介假日”中，春节联欢晚会把春节“篡改”为对于一个个孤立个人的“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契机。沉醉其中，一个个孤立个人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甚至还反而乐不思蜀，耽溺于接受“新仪式”“启蒙”的愉悦而“三月不知肉味”。最后，是“参与”与“旁观”的话语置换。在传统的春节中，每个人都是春节的主角，而现在却被“篡改”为旁观者。“在场”的社会成员成为“缺席”的社会成员。电视里的春节，只是国家的春节。而每个受众事实上则都是缺席的。他（她）只能跟随主持人的指引，在电视中感受虚拟的春节，沉醉于春节联欢晚会所营造的现代狂欢之中，并“自由地”走向对于新意识形态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的认同。

由此我们看到，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尽管无疑禀赋着被授权的行政合法性，事实上更为重要的却是来自春节自身的文化心理的合法性，加之人们对于文革中被剥夺了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合法性的“革命化春节”的痛苦记忆以及对于轻松愉快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向往，春节联欢晚会也就理所当然地像吃饺子、放鞭炮一样成为“新民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成为最后的晚餐。然而，春节作为公共仪式固然可以被新意识形态蓄意加以“篡改”并且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符号予以肆意放大，公众固然也可以对于这一“篡改”与“放大”丧失应有的警惕，从而陷入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盲从，通过沉浸其中去做梦的方式以达到某种隐秘或公开的满足，但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取代庙会、炮竹、春联而成为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文化图腾，却毕竟也意味着它已经被新意识形态所“买壳上市”，春节之为春节也毕竟因此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快感和意义，最终从民俗的狂欢走向伪民俗的无趣。90年代以来，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的不满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甚嚣尘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言说甚麽”：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

多年以来，喜庆、欢乐、团结、祥和与开拓、奋进、昂扬、向上等等一直是晚会的基调，对于春节这样一个特定的辞旧迎新的时刻来说，这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事实上历届的春节联欢晚会都不仅仅如此，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新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譬如，2001年的主题就是“新世纪，新希望”，2002年的主题则是“风景这边独好”。而在主题叙事之外，不论是形式上的歌曲、小品、相声、舞蹈、主持人的串联词，还是内容上的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中国入世、神五升空、抗洪抢险甚至家庭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也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新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作为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会承载着必要的叙事，但这种叙事更多的应该是民间话语，而春节联欢晚会却承载了太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是如此全面、深入、唯一、不堪重负，平日的“独乐乐”姑且不论，一年一次的“众乐乐”仍旧是自上而下的“联欢”，无疑是极不妥当的。

一言以蔽之，“国家”，只有“国家”，才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中华民族最盛大“联欢”的唯一主角。以“中国”为例，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中国”这个符号作为表达对象的歌曲每一年都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中，1984年的《我的中国心》非常典型。这首完全被新意识形态招安了的民间歌曲，一旦进入了国家叙事的视野，就成为国家叙事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宣告了“国家”在春节联欢晚会中的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无论怎样赞美祖国，怎样深情表达游子的爱国心声，它都与“春节”毫无关系。而一首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曲如何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并引起轰动？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这首歌被唱的时间是除夕，被唱的地点是自上而下“联欢”的中心中央电视台。这使得受众完全忽略了内容的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于是，国家叙事通过春节联欢晚会刻意营造的时间的一致性和空间的特殊性达到了特定的宣传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同时也开创了春节联欢晚会关注海外中国人节目的先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表现海外游子乡情的春晚节目，以及节目间隙中各国华人大拜年，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这首歌走红的灵感。世界各国与除夕夜的中国都本来是有时差的，因此在一个虚拟的“天涯共此时”的时刻里，全世界华人在电视上相聚，团圆，歌颂祖国，如此蓄意虚构出来的统一时间和团圆气氛，呈现的正是春节联欢晚会所蕴涵的无机形态，与其说是在表现春节万家团圆的传统主题，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叙事在春节这个特定时刻极度的渲染。于是，在此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中，我们看到，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颂祖国、党和改革开放这些充盈着国家叙事的歌舞作品和语言作品大行其道。而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重复最多的一句台词也往往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在新意识形态的咨唤下，国家叙事借助春节联欢晚会，最终完成了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集体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篡改，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期望也取代了传统的民众对于个人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期望。

具体来说，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言说的是民族主义的话语，而在讲到个体生活之时，言说的则是民生主义的话语。

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展示民族主义话语及其仪式的宏大舞台。国家代表着具有体制性、外在性意义的实体，而民族（或祖国）则代表了具有文化性、可亲近性意义的载体。因此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往往以民族主义作为雅颂神台。在这方面，春节联欢晚会从不掩饰对于古老的灿烂文明古国的自豪与骄傲，并且最终落实到对中华民族的赞美。2002年的《家在中国》就是如此。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家和万事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再加上身着五十六个民族服装的盛大伴舞场面，等等。在此，各种具有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的对象（中国元素）也被构筑到一个紧密细致的国家象征体系之中，与个人体验密切联系，并主导着每个参与其中的国人的想象力。《醉鼓》、《中国风》、《舞扇》等舞蹈、《我的祖国》（郭兰英）、《中华民谣》（孙浩、陈红）、《乡风乡韵》（曲比阿乌等）等歌曲以及一些语言类节目如传统相声的本身形式也会使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味儿”、“浓浓的年味儿”、“春节味儿”，并且因而给予了我们追溯民族历史、追求民族未来的想象空间及其身份认同。

更为直接的办法是设置在中华民族之外的“他者”世界与中华民族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想象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