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红学建构的文化脉落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解释、分析和研究，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的学术论域。不但19世纪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八十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上。1949年以后，社会生活的主题长期受政治控制，政治全能取代科学主义规范着全部文化意识。

基于此一背景，本文认为，《红楼梦》研究之所以一度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显赫论域，是20世纪科学和政治两种强势话语的建构，红学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表征之一。

1、科学方法与新红学建立

清季以来，中国学术中新添三门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前二学的诞生与考古发现及敦煌重现有关，它们涉及的内容关系整个中国文化史，红学则复杂一些。《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对它的种种研究和评论本应属于古典文学甚至就是明清文学的课题之一。然而，它在20世纪成了一门“显学”，不但论著极多，从业者甚众，且流派纷呈，新论迭出，足以与古代的“（文）选学”前后辉映。

晚清的光绪年间，“红学”一词就颇为盛行，不过那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诨名”，而非一门学者们严肃研究的学问。美国学者潘重规认为：“我认为自从民国6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学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材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1]此一论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完成于1915年、出版于1917年。该书认定《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赋予一向不被学界认真重视的《红楼梦》以重大意义。此论由于得到当时若干论者的配合，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和影响。不过，从方法上讲，其《索隐》一书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公然向蔡提出论战：“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的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2]“谬说”或许过于严厉，但在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取向之中，胡对蔡的批评却有充分的根据。综合其大量论述来看，胡的红楼考证有三个意图：

第一，打破附会的红学。

胡适之前，盛行于红学领域的还有多种红楼评点，如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红楼梦总评》、《红楼梦分评》，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张新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等，他们仿照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方法，就《红楼梦》的人物、章法、义理等作就事论事、加圈加点的评论。这些评点当然良莠不齐，迂腐荒唐之处甚多。但胡却无意以他们为靶子，原因是这些评点属于个人体会和阅读方法，是与否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索隐派意义远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59年就出现了有关红楼本事的种种猜测，此后又不绝如缕，以至于受过现代西方美学训练、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地位极高的蔡元培也热情参与，而且索隐涉及到对《红楼梦》性质的判断和对《红楼梦》意义的解释。在胡之前，《红楼梦》的性质与公众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隐派塑造的。到1922年，蔡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已印行6次。

其实，《红楼梦》的本事究竟是什么？贾宝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类问题，索隐派并无统一说法。影响较大的有“清世祖和与董鄂妃”论、“明珠家事”论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说”三说。对前两说，胡适主要以历史事实批驳。他据明史专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书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辈，断无入宫邀宠之理”；“明珠家事”说也有年龄上的问题，比如纳兰成德死时，明珠正处极盛时期，决不能说看到贾府兴亡的贾宝玉是影纳兰成德。蔡元培的《索隐》不再重复红楼所影为一家一户之论，而是认为小说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3]蔡在索隐时博雅审慎，所论内涵小说的性质（政治小说）、作者动机（排满立场）、作品结构（多种层次），不但比具体指实某家某事更为通达，且其红学观也很难轻易否定。惟其如此，蔡才成为胡批评索隐派的重点。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我总觉得他这部书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4]既然是猜谜，就不能以真事与小说不符的方法来反驳，“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胡强调《红楼梦》不可能是这样的谜：“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的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面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5]

像蔡元培这样明智通达的人，在红楼索隐中都有这样的谬误，胡当然可以断言：“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版本等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6]问题不只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

第二，建立科学的红学。

胡考证红楼的直接目标是要“把《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7]具体言之，“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8]红学的方法就是运用我们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关于作者。此前只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曹寅之子“雪芹撰《红楼梦》”一说。胡从此出发，在俞平伯和顾颉刚的帮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书，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过“江宁织造”，四次接驾，“天恩祖德，锦衣纨绔”，倍极荣华富贵，与《红楼梦》中的贾府相似。从新得的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从《八旗诗抄》和《八旗文经》等书选收的敦诚、敦敏的诗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纵情诗酒的颓境。再证之以《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中“将真事隐去”诸语及第十六回王熙凤等谈论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运与贾家世系及命运的的吻合等等，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真事隐去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9]

关于版本。胡当时所见只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三种，他认为“戚本大概是乾隆时代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并由此推断《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乾隆56年后才有百二十回。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等书提供的材料的中，胡适得出“高鹗续书”的结论。

自叙传、曹作高续说是胡适从作者及版本的考证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后来的“新红学”家对“自传说”既有认同也有保留，对曹作高续则完全赞同。与胡重在历史材料的考证不同，俞重在《红楼梦》前后文本的对勘，顾介于两者之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10]俞平伯工作的意义在于，胡提出高鹗续书的根据是“戚本”的参照和俞樾的旁证，“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11]俞著《红楼梦辨》，始终围绕着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文本，一方面辨伪，辨证高续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么可以商讨的，后四十回中有什么遗文佚事可以搜辑：“我处处去寻找前后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不可调和，不能两立。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12]通过俞平伯的研究，曹作高续获得了更严格的论证。

“新红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从作者生平和版本推出结论，就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本来，蔡的索隐也是重证据的，元春、宝蟾等人因为证据不够，蔡就没有轻易断言她们的本事。但胡认为，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证据”只能是能够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的证据，而不能是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离开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见再去找证据，“我很盼望读《红楼梦》的人把向来的成见暂时丢开，大家揩揩眼镜来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13]

第三，传播科学的方法。

胡反复强调，他考证《红楼梦》的动机不只在于催生红学，而是宣传一种科学方法。“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找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4]考证《红楼梦》只是他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典的试验，“新红学”的成立其实是胡适的非预期性后果。相对而言，俞平伯作为文学家，目的比较单纯，就是“只希望《红楼梦辨》刊行之后，渐渐把读者底眼光移转，使这本书底本来面目得以显露。”[15]而顾颉刚则与胡适一样，主要将有关《红楼梦》的考证，视传播科学方法的一种途径。在其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顾颉刚不但更具体地重述胡适上述观点，更把红学考证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辞旧迎新结合起来：

……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都总是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何处？……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天天在那里发挥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粘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

……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