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康有为（1858―1927）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境界高远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经验的思想家。19、20世纪之交，康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经31国，行60万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诗作都亲切而具体地叙述了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貌，并向德国奉献了最美好的赞辞：“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另外还有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等等。[1]理解、消化普鲁士―德国崛起的经验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现代德国后来居上，迅速拥有称霸西方世界的国家能力，这一点，已为康有为以前的一些中国人所认知。欧游途中，康有为注意到：德国既强，即有俯视欧洲各国之势。“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愤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2] 19世纪末的“新世界”有强权，无公理。文明的欧洲也存在弱肉强食的现象，还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国要学西方，就是学德国的“自强发愤”。

1、“物质救国论”的涵义

欧游结束后，康有为专写一诗描述“物质救国”的典范德国：

阅彼德兵，肃肃其武。止如山立，动如潮怒。旋视他国，嚣散如舞。

德人之工，日出瑰诡。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压倒大地。

德人之商，勤恳精密。皆学皆兵，历试乃成。奄有欧东，遂胜强英。

德士之资，重毅忮冀（竖心旁加冀）。天性好学，深思独至。其起虽后，其成殊异。[3]

追溯德国所以致强之由，反思中国所以失败之因，康有为继变法维新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救旧中国开新中国的方案：“……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什么是“物质”呢？“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4]

19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康有为出亡后的几年，中国的危机日甚一日：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罗斯强租旅顺大连25年、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1899年，法国于租借广州湾90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已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状态。1901年，康有为在注释古典时也无法自抑地流露出伤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看来，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军备衰弱：“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5]漫游在已经崛起的德国，康想到了吕宋、墨西哥的悲惨命运：“吾闻美之破吕宋也，美国人告我曰，吕宋之自立军阿坤雅度，强悍不畏死甚矣，终以无炮而败亡。墨西哥昔极文明，制作多有过于欧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仅挟刀矛弓矢，无以为御，遂以三万精兵为班五百炮队所败而亡。班人尽戳其文学之士，悉焚其书，而墨数千年之文明遂尽。今墨人至举国为班之文字，无复识其文明之旧者。劫灰已尽，念之哀痛，岂料子孙无炮之惨祸及数千年文明之国人如此耶！”[6]吕宋有壮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没有大炮而亡国，得胜西班牙还彻底毁灭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战，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吕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康有理由担心：“我昔之败于日本也，其由虽多，而日枪速而及远，我枪常不逮数里，故望风奔避。一枪炮厂而国威所系，亦大矣哉！”[7]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这就是当代史的教训。

“物质”的基本含义就是工商经济。康有为周游世界的时代，正是德国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国力大增的时代。从1871到1900年，德国的钢铁、化学、煤矿和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超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1895年后，康不断发表文章，分析说明轮船、铁路、电报、汽球、电灯及各类农业机械对增进国力和民财的必要性，德国的经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德国以贫困著，虽破法后，各种汽机未兴，制造不振，物价腾踊，用品缺乏，生产甚微，岂知一旦兴物质工学后，二十年间，遂轶强英而冠万国乎？”[8]德国由贫困而富强，根源即在工艺大开、工商繁荣：“德之盛在工商”；“德国近古研精工艺，电尤致精，实冠全欧，英人犹就学焉，……吾观德国真无物无事不居各国上。可畏哉！德国也。海王英，陆霸法，皆逊一筹矣。”[9]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注意到体制问题。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也兴办了一些工业。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兴办近代企业，这些官办企业很快就出现了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880年代实行“官督商办”，即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但“官督商办”又面临着“产权不明”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营利的丰厚，督“官”们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甚至视为己产，予取予夺，无偿征索，导致企业普遍衰败。1898年，清廷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从“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中国私营企业夹缝中艰难生长。康以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为例，说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确主张中国须发展私营经济：“且同光数十年来所开之新器局，所皆官办也。夫一切待于官办，无论财力不足，不能多开也。即使财力能多开，其能有竞争至美之心，以与欧洲列强敌乎？又能有无穷之大厂乎？必不能也。”[10]

“物质”的另一个含义是“物质学”即科学技术。甲午败后中国盛行兴学校以启民智的主张，戊戌后又风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则是现代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军事失败迫使中国人承认文化失败，并从传统“教导的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转向“学习的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对西方的热情持续一个多世纪依然不衰，尽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学习”确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学技术、学政制、学文化，尊西学西却一以贯之。20世纪初，这一学习过程已经进入模仿西方实行民主革命的阶段。但康有为认为，当时所倡之学皆为“虚学”而非“实学”。“虚学”就是空喊民主口号、热衷政治革命，“实学”就是科学技术。康欣赏德国人注重科学方法和实际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国家实力的提高。他在德国参观最多的，一是文物遗迹，二是工厂企业。他一再浩叹：“普之重艺若此，宜其今日工艺之盛而统日耳曼而为霸哉！盖欧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艺。若吾国空谈名理，妙解文学，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国弱民贫皆在于此。人之体壳皆血肉之躯，本一物质，不能高言玄妙。工艺乃物质之实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强也。”[11]“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12]康所谓的“物质学”、“实业学”，一是指基础科学，如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二是指“实用科学”，即技术基础科学；三是指“专门业学”，即工程技术科学，如“工艺兵炮者”。康认为，正是这些“物质学”而不是政律、学论，是欧人横绝大地的根本，也是惯于凌空蹈虚的中国人必须掌握的。因此，康在《物质救国论》中具体分析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之所长，对如何在国内兴学、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聘请外国专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学机器宜到苏格兰，学电学、汽机宜到美国，学实用科学宜到德国，学工艺宜到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份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初步纲要。

“物质”的第三个含义是军备国防。康有为说“物质”，总是“工艺、汽、电、炮、舰”或“工艺、兵、炮”连用，因为“救国”的“物质”必须落实直接体现国家实力竞争的战场上。康有为发现，普鲁士―德国崛起的两个关键阶段，都与其“尚武”有关。普鲁士的兴起始于18世纪有“士兵王”之称的普鲁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713―1740在位）。这位欧洲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强力打造普鲁士。他“专以治兵为事，好巨人，选长躯干者为卫军，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万，掠取瑞典南方地。虽专制残暴，杀戳大臣，轻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称强北欧，卒能以小侯与奥争霸。”[13]所谓“尚武”，不只是指普鲁士――德国发愤治兵、骁勇善战以及习惯于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也指其在长期争战中所形成的军事性格和作风，以至于有人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康认为，无论是德国人以“整齐严肃”著称的行为风格，还是普鲁士―德国的迅速崛起，都与“军容”有关。“窃深考德人所以致强之由，全在于举国民为兵之一事也。夫举国民皆尝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习于战事，而后备兵无穷也。……吾深观德国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严谨，行事有纪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职，皆能有条理，虽在远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肃然不哗，迥异各国。其少年学校之教，亦与各国同耳。而德人鼎鼎肃肃、独出冠时者，则以德人皆尝为兵。”[14]游德期间，康有为对其军备、军械、古战场等多有详细记载，其“游武库”和“游克虏伯炮厂”两篇，对德国的军备技术、武器产品有详细介绍，以唤起国人注意。写完“德国游记”3年后，康又写“补德国游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1907年1月14日对莱因河两岸战垒（城堡）的记述与想象。在相当于中国百八十二里内，连山夹河，垒凡百数。“垒也者，故侯之宫，而争战之场，欧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欧土之侯，日夕披数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许之玻杯以饮葡萄酒，醉则卧地，劫抢民女，醒则出猎，入民家而夺所有，或攻邻国而掠其商民。大举则大剑长枪，以攻其垒。非深宵入内寝见其妻，无敢解甲者。头目戴密孔之铁胄，足股踏缠裹之铁滕，甲厚如钱，长过丈，苟非刺喉，无自杀之。若其垒制奇诡，凭山颠而俯绝壁，峻耸入云，处处断而续以桥，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圆，可通可绝，可降可升。不知几经战争，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15]惨淡风云、无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为深感惊恐：“临眺山河，但觉有垒处增添异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纵横，锋镝鸣突，流血渍地，来因河波，为之变赤。附垒之村人，即当日依侯之隶民也。日日惨杀，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16]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特别称赞德国海军建设的成绩和效果：“夫德国之强，而前数年海军未备，犹为人侮。”1897年，威廉二世下诏加强海军建设，花费巨资建造军舰。当俄军误击英船时，“吾时在伦敦，诸大臣约见，而皆以事俄未暇，举国哗然备战，吾问英人，谓英海军制胜于俄，何所虑？英人谓俄联法不足畏，独虑德助之耳，德人海军近者新强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舰之声威已见，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属无限。”[17]康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正是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之提出海军问题，是因为中国滨海之国，本来应该像英国那样“以波涛为国”的，但实际上只限于“保守门户”，结果则是以“万宝储藏”之国而在“海盗环伺”之境“坐待贼至”。没有强大的海军，万里波涛不过是打开的国门。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