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此岸向彼岸扩张的欲望愈强烈，政治的彼岸意义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强烈，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愈恐惧，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愈深刻。知识分子必然要被当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简而言之，灵与物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冲突的本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则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开端。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建国前就已揭开序幕。

无庸讳言，中共始终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决定，劈头就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据以要求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严辞批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最后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策切实贯彻了。一批又一批作家、诗人、青年学生从国统区走出，走向延安，走向太行山……。但等待着这些“新知识分子”的不都是鲜花。土地革命时期即已流行的“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尽管毛泽东谆谆告诫“决不应重复”，实际上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文盲半文盲出身的工农老干部，一直在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他们天然地具有反智情结，如毛泽东所说：“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正是这种强烈的反智情结派生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派生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军内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际。抗战初期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为中共输入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对工农老干部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党内军内固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老干部对党内军内新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和成长不免忧心忡忡，终于导致反智情结的再次大爆发，即1942年的“抢救运动”。如一份官方文件所承认的，“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分子工作上面，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这种偏向的后果，“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虽然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痕确实划得相当深。”就连主持其事的康生事后也不能不这样说：“在坦白运动中，又增长着不信任新知识分子的情绪，或怀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务，甚至有的工农老干部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这也是错误，不相信新知识分子，对他们歧视，或对他们报复的宗派思想，要彻底克服。”那么何以致此呢？当事人蒋南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有如下分析：

知识分子审查工作所以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由于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有了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上的不足。

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情况。对于一般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的教育，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奇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抢救运动中，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听说这种说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老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

蒋南翔的这些剖析，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包括抢救运动在内的对党内军内知识分子的历次清洗，不单是缘于“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的一般工农干部在基层的兴风作浪，而有其更深层的思想渊源，即对马列主义的强烈的不自信――“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这种强烈的不自信，必然导致对思想交锋、文化交锋的强烈恐惧，进而导致对思想本身、文化本身的强烈恐惧。正是这样的恐惧，产生了对“一穷二白”的偏爱――一穷二白，才好描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既是就物质意义而言，也是就精神意义而言。思想上文化上“一穷二白”的工农老干部，才会毫不怀疑、毫无选择地全盘接受马列主义“灌输”。知识分子不然。知识分子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所积淀的自我意识，使知识分子不可能象工农老干部那样天然地处在无我忘我的境界之中，马列主义“灌输”之于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象“灌输”工农老工农那样，在一马平川上长驱直入，而必然遭遇自我意识的审视甚或是排拒。知识分子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因此非但无益，反而是马列主义“灌输”的消解剂，是革命阵营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构力量。“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于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必然得势。

如果说，在新知识分子大量涌入之前，以知识分子为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构力量，还只是一种直觉；那么在新知识分子大量涌入之后，这种直觉便似乎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四十年代初，在新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延安，出现了以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王实味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暴露派”。他们在奔赴延安之前，多已成就斐然，自视为文坛骁将，年轻气盛，锋芒毕露；而且他们觉得到延安就是到了家，在自己家里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可避免地与急待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剧烈摩擦。“暴露派”认为，革命阵营并非纯洁无瑕，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阴暗的社会，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何能幸免！何况当前的革命性质，决定革命阵营不仅要与农民及城市小生产者联盟，“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革命阵营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肮脏和黑暗存在于革命阵营既是客观事实，就不能讳疾忌医。王实味说：“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和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光明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艾青说：“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是最没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罗烽则感慨鲁迅那“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大声疾呼：“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于是，他们效法鲁迅，用一篇篇短剑似的杂文，解剖阴暗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连人对人的同情心也没有”的冷漠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革命阵营的种种“肮脏和黑暗”被他们揭示出来，无情地鞭挞着。延安文坛卷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抨击时弊的“龙卷风”。

真正的批判精神必然源自独立人格。“暴露派”既是革命阵营中最放言无忌的一群，也是革命阵营中最孤傲不羁的一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他们是人生第一信条。在国统区，他们却倍受专制之苦，对自由的向往因之愈加强烈。他们是为了挣脱枷锁到延安的，艾青说得很明白：“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对民主政治条件下写作的不自由他们是绝对无法理解更无法苟合的；而他们觉得，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延安，政治与艺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依旧是主属关系，“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依旧没有保障，自由写作之梦遥不可及。一种不可抑制的失落和反感便迅速积聚起来，爆发出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呐喊便和“暴露黑暗”的“龙卷风”同时撼动了延安文坛。艾青抗议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骗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艾青相信，作家之所以被看轻，创作自由之所以实际上被否定，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精神需求没有得到正视，艺术的天职没有得到确认，艺术的神性的光辉被掩没于尘世之中。“文艺有什么用呢？”政治家这种纯功利、纯世俗角度的质疑，既是对艺术的鄙薄，更表现出对艺术的无知。痛感于这种鄙薄和无知，艾青答称：

文艺的确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用处的。它不能当板凳坐，当床睡，当灯点，当脸盆洗脸……它也不能当饭吃，当衣服穿，当药治病，当六O六治梅毒。

所以反功利主义的唯美论者，戈谛耶会满怀愤慨地说：“……我们不能从物喻得到一只帽子，或者象穿拖鞋般穿比喻；我们不能把对偶法当雨伞用；我们不能，不幸，把音韵当背心穿。”

但是人类还会思索，还有感觉，还知道耻辱和光荣，还能嫉妒和同情，还懂得爱和恨，还常常心里感到空漠因而悲哀，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

这些事，都并不是凳子，床，灯，脸盆，饭，衣服，药，六O六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事，同样可以发生在没有物质忧虑的人们之间。

就连最原始的人类，也有他们的心理活动；就连最不开化的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诗歌。

在艾青的视野里，有一片广袤的圣洁的疆域，那是牧歌之乡。它远离了尘世，它俯瞰着尘世。只有纯粹的歌者，才是那一片牧歌之乡的主人。正是清纯的歌者所展现的神性的光辉，普照了尘世，赋予芸芸众生以人的使命和尊严，而不致在滚滚利禄中沉沦。所以，作为牧歌之乡的主人的纯粹的歌者，与尘世的主宰即政治家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重要。艾青并且以史为例――

当法国资产阶级的大诗人伐莱里的《水仙辞》出版的时候，一个同阶级的批评家曾以这样的话颂扬他的作品：“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件，即伐莱里出版了他的《水仙辞》。”

这原因就在于《水仙辞》为烂熟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也可以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提出许多使内心颤栗不安的问题。他的诗，通过他自己的深沉的审视，从哲学上引起了对生命实体怀疑的问题。

好象有一个美国人曾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却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这原因就在于莎士比亚是英国商业资本主义抬头时代的代言人，是英帝国主义向世界扩张其势的鼓吹者，是大英帝国直到现在还用以骄傲于世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