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一

去年曾在《天涯》上读到汪晖先生的大作《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日前又蒙汪晖先生以他修改中的长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见示，读罢颇受震撼，受益良多。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当今世界由专业藏学家写成的讨论“西藏问题”的著作不多，我所知的仅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人类学教授戈斯坦(Melvyn Goldstein)先生十年前出版的那本小书《雪山狮子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雪山狮子与龙》无疑早已过时，而汪晖先生的这篇文章更可为东、西方人理性地观察和考虑“西藏问题”给予帮助和启示，让西方人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理智和有建设性的声音，并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契机。

我以为汪晖先生大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当前东、西视角下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特别是对西藏目前面临的社会和宗教问题所作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他在文中指出：“（在3.14事件之后），中国的媒体在对抗西方舆论的同时没有将焦点集中于西藏社会的深刻危机，整个社会没有以此为契机，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与西藏危机的关系。因此，随着西藏危机转化为抢夺奥运火炬的争端，西藏问题被搁置一边。”事实正是如此。3.14事件后，从媒体到大众更乐于把责任推给达赖喇嘛和海外反华势力的捣乱，却很少有人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究竟是否仅是一个外在的问题，还是以内在的、深刻的社会和宗教危机为背景的？要有效对抗西方舆论的误导，我们更应该拿出应对西藏现实所面临诸重大问题的报告和分析。汪晖先生从“世俗化过程中的宗教扩张”、“市场化、全球化与语言危机”、“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社会流动、移民权利和民族区域的社会危机”，和“‘承认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隐藏在表面与外部煽动的分裂活动相关的“西藏问题”背后的更为严重和深刻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他的观察和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西藏问题”与抢夺奥运火炬不同，它远非东、西方之间一时的意气之争。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的舆论导向由来已久，回击西方媒体之不公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还他们一个政通人和的西藏。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了解西藏内部潜在的社会和宗教危机，找到化解这些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汪晖先生大作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些是我关心已久的问题，如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有些则是我近年才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仔细阅读汪晖先生大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回顾和思考的过程，受他的启发我开始整理自己对这些问题原有的一些看法，尝试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并希望能够参加这场由汪晖先生开始的、非常有意义的讨论。这里先将我对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写出来，作为对汪晖先生大作中相关讨论的一点回应和补充。

二

“西藏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目前的“西藏问题”无疑是中国政府和百姓经常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国际问题。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倾向无疑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汪晖先生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引入到他对位处东、西方之间的“西藏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之中，这是一个十分有建设性的举措。我觉得讨论“东方主义”对“西藏问题”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可以让国人明白到底为什么西藏和“西藏问题”会成为一个让西方人如此动情、执着的问题？显而易见，大部分国人对个中缘由不甚了了，他们对此不是大惑不解，就是认定那些受过那么好教育的西方人对如此“落后的”西藏，特别是西藏的“喇嘛教”有那么大的兴趣一定是包藏祸心，其中一定有政治阴谋。事实上，如果没有“东方主义”这个劳什子、如果今天的西方人不把西藏错当成“香格里拉”――一个后现代的世外桃源、不把西藏当成他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有如此之大的能耐，可以发动一个如此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

今天的达赖喇嘛俨然是一个世界级的精神领袖，可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多西方人对他很感兴趣，以致他曾经非常绝望地宣布自己将是世上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他不想再回到这个让他充满绝望的世界上来了。与他相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显然更有魅力(Charisma)，受到了更多西方人的追捧，他的粉丝中甚至也包括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和西藏备受西方青睐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当今的新疆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一定不比西藏问题次要，但世界上很多人不知道有维吾尔这样一个族群存在。如果今天有西方人对新疆问题格外关心，则很有必要了解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西藏问题”不一样，不管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有多少的了解，西藏都是他们心中的最爱。“西藏问题”牵涉了当今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话语”，如人权、博爱、和平、环保、非暴力、文化传统的延续、男女平等、宗教自由、民族、文化自决等等。对于西方人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事关政治正确与不正确。对于西藏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你是否是一个先进和开明的现代人，它不需要任何的讨论，也来不得半点的含糊。因此，我宁愿相信参与“自由西藏”运动的大多数西方人并没有要颠覆中国、损害中国的政治企图，尽管他们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十二分的坚定，他们的行为也时常表现出非理性的偏激。与其说西方人关心的是西藏，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和表明他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很有好处。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不动辄把所有对西藏感兴趣、有好感的人全部当作是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把所有与西藏相关的活动都看成是政治阴谋。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草木皆兵，四面楚歌。

第二，揭露“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的关系可以使人明白，西方民众受东方主义影响而对西藏表现出的这种非理性的热情业已成为理性地解决“西藏问题”的巨大障碍。正是这种不理智的热情，不但使得中、西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理性对话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使“西藏问题”的焦点彻底地偏离了方向。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西双方才能理性地审视“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冷静地就“西藏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寻求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西方人将过去的西藏想象成一个和平、自由、精神、博爱、智慧、慈悲、环保、男女平等、没有阶级、不分贵贱、非暴力、非物质的人间净土，并把这个后现代的乌托邦的重建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关键，“西藏问题”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焦点，“西藏问题”的解决就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不再是现实的西藏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而是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实现一个建立乌托邦的理想。东方主义的害处就是将西藏彻底的精神化，完全不把西藏当作一个物质的存在。而在现实政治中，他们又要求将精神化为物质，将一个莫须有的乌托邦转变成西藏的现实。南辕北辙，莫此为甚。不说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的一个西藏存在，未来的世界也一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西藏。可是，达赖喇嘛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些西方受众十分熟悉和喜欢的“话语”的建设，到处声称他最关心的不是西藏是否能够独立，而是西藏传统文化能否延续，他所设计的未来西藏的图景正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精神乌托邦的再现，难怪他在西方世界如此地受欢迎。

显而易见，只有让西方人认识到东方主义的危害，跳出“香格里拉”情结，“西藏问题”才有获得解决的希望。可是，要早已成为“香格里拉之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的西方人幡然醒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官方一再表明他们的西藏政策并非要求西藏独立，而是要让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怎样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双方要讨论的预设前提就是如何建立一个香格里拉，那么这种谈判就注定不会达成理想的结果。与其说美国人是在寻求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如说他们是在给中国政府出难题。西方人把西藏理想化为一个乌托邦的同时，还把中国妖魔化为一个与其对立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一切好东西全由西藏和西藏人包揽，而一切坏东西则都由中国（一个汉人的国家）和中国人（汉人）买单。现今的西方人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对中国和中国人表示出的不友好、甚至敌意，都与这种两极的想象有关。东方主义对于我们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在“西藏问题”上令我们十分的难堪，而且还整个地损害了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

三

从汪晖先生的大作中不难看出，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弄清“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的关联。通过从历史和思想两个层面入手而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他最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给“西藏问题”带来的影响有了相当深刻的领会。毋庸置疑，他的这项研究，不管是从学术，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由于专攻藏学，近一、二十年来，我对东方主义和西方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批评一直相当关心，并深感我们东方人对西方之东方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太过激愤，情绪多于理性，就是流于皮毛，挠不到痒处。只有西方人对自己先人的批判才真正一矢中的、入木三分。从以前阅读罗佩茨（Donald Lopez Jr.）编写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Curators of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到去年夏天阅读厄本（Hugh B. Urban）教授的专著《密教：宗教研究中的性、秘密、政治和权力》（Tantra: Sex, Secrecy,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都让我确信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和清算远比我们东方人做的深刻和尖锐的多。上述两部著作分别对西方佛教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彻底的清算，将西方引进和研究密教与东方主义的关联解读得一清二楚。国人中很少有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像西方人自己一样深刻的程度，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批评尽管壮怀激烈，却很难一针见血。汪晖受瑞士学者布劳恩（Martin Brauen）先生策划的题为《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幻影》(Dreamworld Tibet――Western and Chinese Phantoms)的展览的启发(后来布劳恩先生出版了专著，即题为《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幻影》Traumwelt Tibet Westliche Trugbilder, Zurich: Haupt, 2000; 英文版Dreamworld Tibet: Western Illusion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将东方主义作为研究西方视野中的“西藏问题”的切入点，用心观察和研究了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其成就令人钦佩。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对东方主义与“神话西藏”的揭露和批判也早已走在我们的前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来到西方留学，很快就非常吃惊地发现：那些对西藏所知不多的西方人表现出了比我这位专业的西藏学家对西藏更多的热情。这曾让我大惑不解，弄明白其中的玄秘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1996年春天，我在波恩大学的两位同学渡丁(Thierry Dodin)和莱特(Heinz Raether)在波恩组织了一个称为“神话西藏”（Mythos Tibet）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世界知名的藏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美国最著名的藏传佛教权威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和瑟曼（Robert Thurman）两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