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秋菊的“气”与村长的“面子”」正文
[摘 要]《秋菊打官司》是一个已有诸多阐释的经典文本，仍有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影片中，秋菊被一股“气”裹胁着到处上访打官司，要求村长道歉给“说法”；而村长则因“面子”而拒绝道歉。这反映了村庄生活的在地逻辑。村民以“面子”为纽带构成一种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违反这种“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规则，会导致“气”的产生；“气”平常在面子和乡情的掩盖下无所表现，但积累到一定程度，“面子”就可能被撕破，孤立、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诉讼等行为就可能发生。面对这种村庄生活逻辑，基层国家机关表现出理解和息事宁人的态度，而高层国家机关则更加关注法治的运作。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气”；“面子”；村庄生活
自从《秋菊打官司》被苏力拿来分析中国法治建设的相关问题后，（苏力，1996）这部影片逐渐成了学界的经典文本。许多学者如冯象、赵晓力、凌斌（冯象，1999；赵晓力，2005；凌斌，2004）等都就影片中所反映的法律问题展开了自己的解读。最近我偶尔看了这部影片，有一些体会，与之前诸位学者不尽相同。这里把这些体会记录下来，权当是对之前诸位学者的补充。
秋菊的“气”
看这部影片，总觉得秋菊被一股“气”裹胁着，她因这股气而不停地到处上访打官司，要求村长给个说法，道个歉。这股“气”构成了秋菊不断上访讨说法的动力。而秋菊的“气”在剧情中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最初，因为秋菊家想盖楼，村长不批宅基地，在冲突中秋菊的丈夫庆来骂了村长一句“下一辈子还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于是村长便踢了他“要命的地方”。在送丈夫去医院看病后，秋菊来到村长家讨说法：
秋菊：这是医院大夫开的证明，你看一下？……咋办嘛？
村长：该咋办咋办。
……
秋菊：我人是你踢的嘛，你说咋办？
村长：要我说，问你男人去，我为啥踢他？
秋菊：你是村长，咋说也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嘛。
村长：踢了就踢了，你说咋办？
秋菊：总得给个说法吧。
村长：我给个说法，你甭嫌不好听。我叉开腿在大院里站着，叫你男人还我一脚，咋样？
秋菊：要是这，就啥也不说了。
村长：那就啥也甭说。
秋菊：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上面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声讨”。声讨就是直接向纠纷对方表达不满，要求道歉，它是最直接的私力救济方式，能直接发泄纠纷当事人的不满，在情感上给冤屈的当事人以慰藉。村庄生活中，村民之间的一切纠纷中，如灌溉纠纷、小孩打架、知道主人的牲畜越界毁坏庄稼、林木所有权争议等，都广泛存在声讨这种救济方式。在对乡村干部有所不满时，村民也常常采取这种方式。由于村落中的纠纷是非一般比较清楚，所以声讨常常是一种既尊重人，又颇为有效的私力救济方式，但偶尔也会导致矛盾升级，秋菊的“声讨”就属于后者。村长的态度让秋菊“来气”，这是秋菊第一次“来气”，使得她“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于是，她去了乡派出所。
乡派出所的李公安在了解情况后，来到村子里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双方作自我批评；医药费、误工费由村长负责，赔偿200元。秋菊对此不太满意，并表示自己不是图钱，而是要个说法。李公安说：“他把钱都掏了，这就证明你对他错了，这就算个说法了嘛！”秋菊勉强接受了这个道理。要不是村长在给钱时的做法，秋菊的“气”估计也就消了。但是，村长在给钱时的做法出人意料：
村长：这总共是二百元，归你了。（说完，把钱往地上一散。）
秋菊：村长，你这是啥意思嘛？
村长：啥意思？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秋菊：我今天来就不是为了图个钱的，我是要个理。
村长：理？你以为我软了？我是看李公安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给他个面子。地下的钱一共二十张，你拾一张就给我低一回头，低二十回头，这事就完了。
秋菊：完不完，你说了也不算！
这让秋菊更加“来气”，正如她对丈夫庆来说的：“这事本来也是过去了，他又把钱扔到地上，还说难听的话，我不信就没有个说法。”当天，秋菊就去过乡里，但碰巧李公安开会去了。次日，秋菊带了一些辣子在乡里卖了做盘缠，就去了县里。县里的处理结果下来后，与乡里的处理意见一样。乡里的李公安来到秋菊家里，为了让秋菊“顺气”，他特地买了点心，假托是村长让捎上的：
李公安：王善堂，那是个犟人，那在乡上都是有了名的，这回能让我把这个点心给你捎来，这就不容易了。秋菊，你不是说要个说法吗，这还不算赔礼道歉？该赔的赔，该报销的报销，经济上你们也不吃亏，再说，这个民事调解，咱又不是去法院打官司，县上裁定这算到了头了，这也是领导决定下的。
秋菊：李公安，这点心真是村长买的呀？
李公安：这话说的，不是他还是谁么？为这，昨天我跟他说了半天，人家是干部，总得给人家留点面子，这个点心往这儿一搁，这就等于来人，把不是给你陪了。
庆来：要是这样，啥事都好商量。他是村长，咱又能把他咋的。再说，日后都得在一个村里过，没完没了的没啥意思。县里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
秋菊公公：我也没意见，政府定下的，我也没意见。
秋菊：要是这，那就算村长给咱赔了不是了，钱不钱么，无所谓了。
李公安：该赔的还是要赔哩。那咱这事，就算完了，我也没白辛苦一回。
要不是秋菊后来又去代销店问了，她的“气”还真消了，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秋菊偏偏就是问了，这一问，终于知道点心不过是李公安的“工作方法”。于是，她不干了，叫公公将点心退还给了李公安，自己则又卖辣子筹路费上访去了，这一次去了市里。
在经历了几乎所有农村人进城都会经历的上当受骗以后，秋菊终于碰到了好心的旅社老板。在他的帮助下，秋菊直接找到了公安局长家里。局长是个好人，还用小车将秋菊送回旅馆――据说秋菊是这家专供农村人打官司住宿的旅店中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人。事情似乎该结束了，但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清官戏。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认为县里的裁决和乡里的调解基本正确，只是要求村长在赔偿额上再加五十元。用村长的话说，“闹了半天，就是让我多给五十元钱嘛。”庆来接受了，把钱拿回去了。但秋菊没有接受，又把钱拿回村长家：
秋菊：村长，市上给我下的复议书，咋回事嘛？
村长：一张复议书，给谁都一样。
秋菊：庆来刚才回去没说清楚……
村长：咋啦？
秋菊：他从你这里拿的那钱，是啥钱嘛？
村长：复议书断给你们的。那上面不都写着嘛，秋菊，这事就算了了。
秋菊：这钱，我不能拿。
村长：我不收回头钱。
（秋菊把钱扔在地上）
村长：你还没完啦，秋菊，跟你说，官司打到天上，也就这样了。世上啥东西咬人不撒嘴，王八、乌龟、鳖！
秋菊明知故问，其目的还是要村长给个说法，但村长偏偏就是不给，秋菊消不了这口气，不愿意罢休，将钱扔到了村长面前，这时村长也生气了。秋菊也因此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这一次，公安局长建议她去法院。在经历了种种她不理解的法律程序之后，一审判决了，她并没有要到她所希望的说法。于是，她又开始上诉，二审中，律师建议庆来就肋骨的伤去拍片。庆来非常勉强地去了。
秋菊要消的“气”历经了许多法律程序都没有消，但不想在一起意外的互助中全消了。秋菊临产，碰到大出血，接生婆无法解决。当时全村人都到邻村看戏去了，只有村长在家。庆来只好求助于村长，村长非常热情地去邻村叫回了几个青壮劳力，一起将秋菊送到了医院。秋菊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全家人都非常感激村长，秋菊之前的“气”也伴随着这种感激早就无影无踪了。事情也就偏偏这么吊诡，正在秋菊孩子满月，所有的人等着村长来喝满月酒的时候，警车来将村长带走了。根据庆来肋骨的伤势鉴定，村长构成了轻伤害，因此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村长的“面子”
同秋菊被一股“气”裹胁着不停地到处上访打官司一样，村长也被“面子”裹胁着。在外人看来，案件所争议的不过芝麻大的一个“说法”，但从始至终，村长就是不肯顺秋菊的气，给这个说法，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着对“面子”的考量。第一次，秋菊来村长家讨说法，村长连医院开的证明都不看，坚持不给说法，在他老婆插话时，他甚至粗暴地责骂“你懂个屁”。如果只看这一段对话，很容易觉得村长是个非常霸道的人，但纵览全片可知，村长不是这样的人。那村长老婆不懂的到底是什么呢？村长害怕赔偿吗？显然不是。他怕的是丢面子！有村庄生活经验的人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占理而打了人，“该咋办咋办”，赔偿可以，但道歉这种丢面子的事情，村长是不会做的。
李公安第一次调解：
李公安：秋菊你看是这，他打人不对，我也把他批评了，可你庆来说的那话也不好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调解结果是个这：医药费、误工费由王善堂负责，一共二百元，你看咋样？
秋菊：我就不是图那个钱。我就是要个说法。
李公安：那是个犟人，又是个村长，你瞎好得给一些面子。再说你庆来那伤也没啥。
秋菊：那还是没个说法。
李公安：他把钱都掏了，那就证明你对他错，这就算个说法了。
在李公安的意识里，普通村民是应该给村长一些面子的。而在双方接受调解后，第二天“履行调解协议”时，村长把钱往地上一散，想让秋菊向自己“低头”，并表明自己并不是服软了，而是给李公安面子而已。在村长看来，自己虽然愿意赔偿，但赔偿属于“该咋办咋办”的范畴，是给李公安面子，如果将这理解成自己道歉了，那将很没有面子，也与自己村长的身份不符。
县公安局的裁定下来后，李公安在市场上碰到了村长，告诉了他裁定的相关内容，想让村长说些软话，息事宁人：
李公安：这回你听我的，回去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这事就了了。
村长：面子话，那面子话咋说呢？
李公安：你看你看，大家都忙忙的么，为这事我都跑了几回了。刚才县上裁决你又不是没看么，你不丢面子么。
村长：李公安，你说，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的名声。
李公安：哎呀，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
村长：再说，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工作么。
李公安，她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她就是要个说法，你回去就给她个说法。
村长：钱我给，说法，说法，我想不通。
可以看到，村长的生活逻辑里，面子是个核心词汇。钱是可以赔偿的，面子话不会说；秋菊到县上去讨说法也是到县里去臭他的名声。因为村长“大小是个干部”。 基于这个原因，村长一直没有拉下面子。在公安局的复议书下来以后，村长把庆来叫到家里，把钱给了他。但秋菊认为这钱“没有名分”，拿回去找村长要名分讨说法时，村长就也没有说半句嘴软的话，只说是“复议书断给你们的”。
其实，对于村长的生活逻辑，李公安是认同的，所以他也没有多“为难”村长，而是自己做好人，买了点心伪托村长的心意去了秋菊家：
秋菊：李公安，这点心真是村长买的呀？
李公安：这话说的，不是他还是谁么？为这，昨天我跟他说了半天，人家是干部，总得给人家留点面子，这个点心往这儿一搁，这就等于来人，把不是给你陪了。
庆来：要是这样，啥事都好商量。他是村长，咱又能把他咋的。再说，日后都得在一个村里过，没完没了的没啥意思。县里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
秋菊公公：我也没意见，政府定下的，我也没意见。
秋菊：要是这，那就算村长给咱赔了不是了，钱不钱么，无所谓了。
在李公安看来，村长是干部，应该给他面子；他的礼品来了，就相当于人来道歉了。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应该给村长一些面子。随着秋菊上访的升级，村民们也越来越觉得难以接受，在他们眼里，秋菊的做法已经有些过分，甚至是在无事生非了。舆论由此开始转向：
村民：庆来，你做啥去啊？
庆来：啊，村长叫我嗫。
村民：你把腿夹紧哦。村长再踢你一脚的话，秋菊就把官司告到北京去啦！
这种压力，庆来不可能没有深刻的感受，因此他才会在秋菊再次出去上访时摔门，才会在秋菊上访归来时劝告她：
秋菊：咋？还生气呢？
庆来：这回不管告成告不成，算最后一回了吧。
秋菊：咋啦。我出去这几天，你在村里又听见啥啦？
庆来：他是村长么，就算是上面逼他认个错，反过来他不定怎么整治咱。好坏咱经济上不吃亏，争那闲气，有啥意思？
秋菊：我看你现在是不疼啦。他村长咋啦?村长就随便往人家下身踢。
庆来：再这么闹，旁人都觉得咱不好处人了。
秋菊：旁人不旁人，我不管，我就是要个说法。
显然，对于村庄生活，庆来的感受要比秋菊深刻得多！相比而言，秋菊则现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