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霞：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影响

摘 要：皖北李圩村的经验材料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着打工的逻辑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已经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而伴随着打工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在村庄和集镇建房，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获取面子。在这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这对当前新农村建设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打工经济 农民家计 面子 新农村建设

The Impact of Migrant Economy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rrangement

――A Survey from Liwei Village ,North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from Liwei village shows, farmers’ livelihoods are taking change because of the rise of migrant economy. Family breeding, crop farming and so on,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migrant work, and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have been neutralized; Along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cultivation structure, the family breeding rely on conventional crop has also changed. Com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result from migrant economy, people began building houses in the village and market towns. Behind the action of building houses there are many rational considerations, but the fundamental one is to obtain face inside village. Through this arrangement, farmers could share the convenience of urbanization, obtain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life meaning inside the village. This is more instructive for curren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economy; Farmers’ livelihoods arrangement; Face;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打工经济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点，学者与大众都深信不疑。但打工经济改变农民生活的具体逻辑，学者还缺乏揭示。本文将从作者2006年12月以来多次在皖北调研获取的经验材料出发，揭示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将表明，农民的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着打工的逻辑展开，传统过密化生产模式已经瓦解；人们越来越在意劳动力的单位效率，而不是密集地投入农业生产中追求总收益；伴随着打工所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开始在村庄和集镇建房，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在于在村庄中获取面子。这对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文章经验材料所涉及的李圩村属于安徽省北部某农业县管辖。村庄位于淮河北岸，距淮河约30公里。李圩村由李圩、后朱、肖家、小胡家四个杂姓自然庄组成，一条乡村公路穿过其中的三个自然庄。李圩村是传统的农业型村庄，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和花生为主，大部分村民的生活都还比较贫穷。

一、打工经济的发展

2000年之前，土地是李圩村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村庄中的传统副业是做瓦工，30岁以上的大部分男性都会这份技术活，但在大家都只能饱肚子的情况下，哪来那么多房子需要建造？因此，这份收入不足以维生。走乡串户地做小生意，在集子上奔波摆摊，诸如此类的活计，也都不足以和种地相提并论。种地才是最本分、最重要的活，其它的活计只是提高生活水平的辅助措施。人们过着农副业结合的生活[1]，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被称为“小农兼业”[2]。在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看不起外出打工的人。那时，提起打工的他们会嗤之以鼻，认为只有在村里混得不好的人，才想方设法地出去讨生活。尽管当地人淮河得到有效治理之前，皖北农村因为生态环境脆弱，人们常常需要外出逃荒，但这种流动仅仅为了渡过暂时的灾荒。守望家园是他们的理想。解放后淮河得到了治理，人们因此更有条件安土重迁。

1990年代初，李圩村曾有一次外出打工潮，但村民大多“铩羽而归”。那时，打工难以带来较多收益，似乎连种地都不如。那时的就业机会确实不如现在多，现在才火热的房地产业、密集的加工制造业等，带来诸多工作岗位。这些农民眼中的“香饽饽”，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力活和廉价活，那时还比较少。所以，外出打工农民难以赚到钱。而在安土重迁的观念下，出去打工都是被迫的，“混得不好才出去受罪打工”，“都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为此村民们一度看不起打工的，认为和“要饭的”没有差别，是“混穷的”。

2000年之后，李圩村村民才“惊觉”打工比种地更能挣钱。他们这才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外出打工开始起步。不出几年，外村打工的村民挣钱了，家里的土仓房也摇身变成了两层楼、三层楼。人们曾为自己的土地多而骄傲，甘愿守在村内不愿出去，看到外村因打工带来的高收入，人们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总是那么一点点”，能饱肚子却办不起事，饿不坏却也撑不死。两相比较，李圩村村民对打工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2000年至2005年，肖庄有三四十口人外出务工，多是年轻人。“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一个”，大家开始陆续走出村庄。2006年至2008年，整个村庄掀起打工热浪，“有门路的都走了”，年轻人走得尤其多。600多人的肖庄，就有200多人外出务工。

2000年之后，外出务工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开始上升。村民务工领域集中在工厂和建筑业，收入高低差别也很大。人们估计，将外出务工的纯收入高低拉平，保守的估计是500元每月，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在村内种地收入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农业税减了，柴油、肥料的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土地耕种得好的，毛收入中可以落下60%的纯收入，种得一般的落下50%的纯收入。但这笔从土地里“勤扒苦挣”的收入，应付当年的日常生活还可以，若要应付人情、学费、医药费等等，就有些捉襟见肘。个别地里收入有结余的，必定是田地非常多，且人情极少的年轻家庭。天灾人祸，婚丧嫁娶，地上的收益能应付过去都不容易。“只有打工、干副业才能遇点钱，农业只能解决温饱。”这样一来，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外出务工的主力是年轻的男性，以及已婚的年轻女性。年轻男性多是常年在外省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搬运工。也有中年男性在工地上做包工头，或者其它技术活的比如瓦工等，但这部分人会选择就近就业，他们在市内、县内、镇上甚至是村外做零工，以便在农忙的时候能回家种地，打工、种地两不误。还有一部分年轻男性是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跨省务工，在浙江、广东等地的工厂就业，搞机电、刺绣之类的。外出务工主要是让年轻化的小家庭增收了。未婚即外出务工的男孩很少能有积累，父母允许他们出去，是让他们见世面，“混饱就不亏了”。未婚女孩出去打工的更少，小女孩辍学后，多跟随父母在家中做活。偶尔有小孩挣钱的，也是暂时将钱交给父母掌管，等到婚嫁时自己带走。因年龄限制，中年女性也很难在工厂就业，工厂之外的就业途径又非常有限，所以她们通常会和老人、孩子一起留守农村，和老人一起成为土地上的主劳力。

这样一来，当地的生计方式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农业不再是村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似乎也不再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男性劳力闲时在外打零工，女性劳力在家种地，成为中老年家庭的主要生计模式；而常年外出打工，则似乎成了年轻小家庭的唯一生计方式。当地的小夫妻生完小孩后，多会一同外出务工。其实他们的生活来源依赖于老人代种的土地，他们的小孩需要老人来抚养，在村里读书和生活。打工的夫妻只是在表面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事实上，村庄中的资源是他们须臾不可离的后方支援，他们维持着一种“半工半农”的生活方式。土地仍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只是在打工的光芒下，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黯淡难辨。外出打工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生计方式有条件多样化了，也似乎需要多样化，死守着土地不放，是不思进取或者无法进取的代名词，打工才是勤劳致富的新标志。

二、农副业劳作的变化

外出务工使传统农副业结合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它对传统家庭生计安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家庭养殖的变化，二是作物耕种选择的变化，三是土地流转与耕种模式的根本变化。

（一）．家庭养殖的变化

家庭养殖是村中的传统副业，“杀猪为过年，养鸡为吃蛋”，家庭养殖只是农业生产之余附带的。李圩村村民一般都会养点鸡、鸭、鹅，数量最多的不过20来只。家里没有闲散粮食时，这些家禽就养得更少。以前家家都有养一两头猪的习惯，现在却家家都空着猪圈。不养猪的直接原因是猪饲料价格上涨。事实上，村民们以前很少为猪饲料伤脑筋，那时主要用红薯（包括红薯的藤和叶）养猪，村民曾大面积种植红薯。但现在没有一户种红薯了。从2006年起，村里就只有几户农户种红薯，现在则一家都没有了。

养猪副业的消失，与人们不再种红薯相关，因为这导致猪饲料成了问题。虽然种红薯效益也不差。按当地耕种习惯来看，大面积地种红薯会与种麦子冲突。与小麦相比，红薯的高产使得其经济收入较高。红薯是当地的传统作物，亩产（当地的大亩）高大一万两三千斤，价格最低的时候一斤一两毛，高时是五毛。麦子亩产量是一千三百斤左右，价格是七毛左右，也就是说，一亩红薯要比麦子至少多收入两百元左右。此外，红薯需要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投入也更少，自家稍留点红薯即可供来年培育红薯苗所需，农药基本上不需要，所需化肥投入和小麦差不多。

然而，现在人们普遍选择了耕种大面积的小麦，完全放弃了种红薯。关键原因在于，当地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而种红薯耗时间、耗劳力，留守家中的劳动力不够用了。种红薯非常耗精力，冬天要入地窖，地窖的清洁、温度掌握都颇为费时；春天要育红薯苗，育好的薯苗要一根根剪，一棵棵种；等到薯苗下地后，红薯藤开始疯长，又要时时翻动。这每一步都特别地耗时间，且完全依赖于人工。与红薯相比，小麦却格外地省时、省力，还可以完全靠机器。这两年，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当地人均耕地又比较多，留下的中老年人也就忙不过来。所以，不仅外出打工的农户选择种小麦，留在家里代种的老人也选择了种小麦。

也就是说，李圩村人因为外出打工机会的增多，再也应付不了特别耗工的红薯，当地的所有家庭都放弃了种红薯，改种省工的麦子。这一耕种结构的调整，使得传统的家庭养猪真正的成了过去。由于城市工业给村民们提供了新的挣钱机会，使得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可以对传统的家庭种植和养殖副业做出总收益最大的灵活安排。

（二）．作物耕种选择的变化

外出务工使村庄中的劳力减少，在农作物耕种的选择上，人们倾向于选择更省工的农作物，这样方能使农作物种植和外出打工两不耽搁。当地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安排通常是：农历二月整地，买肥料，作春耕准备；三月开始种花生、红薯和高粱，开始育西瓜苗和棉花苗；四月农闲；五月收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