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的乡愁

我们家看电影有许多规矩。选好一部片子之后，中途不能反悔，不能撤掉这部电影重新换上另一部片子。聊天、吃瓜子、打电话，这些事情都不允许，上厕所要提前安排好。一切都像在电影院里发生的那样。理由是：电影是一个个镜头组合起来的，如果看漏了某些部分，就像一只链条中间掉了几小节，它无法正常运转。

这是先生定下的规矩。他是一位摄影师，最近在读康德。一度我的朋友晚上不给我打电话，打了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我在看片子呢。如今有了微博，在晚上我也很少上微博。在微博上沸反盈天的时刻，我在看片子呢。

为什么中途不能换片子？我尝试过反抗。然而换来的不是好看的新片子，而是有人沉下来的脸色。比较起来，得不偿失。这就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事先选好自己要看的片子，更加小心翼翼，更加考虑周详。至少，在选择看哪部片子方面，我还有些主动权。当然我仍然拥有一些消极的权利。那就是中途睡觉。偶尔，我会以睡了一觉又一觉，来反抗自己选错的那部片子。

选择看电影的情形，与选择听音乐很像。你需要找到与自己的心情相匹配的对象，找到与心情比较协调的颜色，好像那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你自己的讲述。你需要在别人的片子中释放你自己的能量、情感、理解力和想象力。不只是是释放，而且能够打开你已有的视野，拓展你眼光的界限和体验的界限。

什么样的东西更容易吸引我呢？简单地说，就是复杂的东西。再简单地说，就是晦涩的东西。更简单地说，就是看不懂的东西。我女儿对我看片子有一个评价：她喜欢的东西，别人看不懂；别人喜欢的东西，她看不懂。她指的是《大话西游》，我真的看不懂，对其中的暗语一无所知。

女儿说的也是实情。为什么喜欢复杂电影以及复杂事物？原因在于感觉自己太渺小了。这个世界很宏伟很奇妙，它一定是根据某些复杂的原理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原理，因此我们的头脑也要变得相应地复杂一些。这就是我尤其喜欢《失忆》及《盗梦空间》的原因。这两部电影涉及人的深沉意愿及愧疚，这些被称之为“主观”的东西，其实有力地帮助创造了眼前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写作这篇《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原料》，我分别观看这两部片子七次以上。写完交稿之后，觉得生命中有一部分美好的东西离开了。

那是一种不停地去发现的喜悦。发现和积累起新的人性知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已经够多，但是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仍然十分贫乏。获取这门知识有一个难度在于，人性是流动和不确定的，人的心意是难以把握的，不同于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讲故事是对于变化莫测的人性的猜测，是试图找出其中的某种逻辑解释。在故事的结构与人性的结构之间，有着一种想象性的平行关系。

因此我又如此喜欢《暗夜骑士》和《老无所依》。与传统的西部片不同，《老无所依》中的恶人希格仿佛从原野上涌出，代表着这片原野最为深沉和盲目的黑暗意志，任何人奈何他不得。而《暗夜骑士》中的小丑，则离人性不远。他做出一副洞悉人性的样子，选择人性中的较低部分下手，搜集人性中的弱项，让他们低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的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很吻合。人人手头都有一个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同时又认为这件事情，拖住了对于自己的评价。

知识就是去蔽。一个故事同样拥有一个知识的形式。它通过一系列的铺垫、中介和转折，释放出对于事物新的理解，新的角度。在那些熟视无睹的地方，发掘出新的真相和真理。201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这部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然而却同样令人感到震撼。它涉及一种恶，看起来是无心的，具有一种临时性和即兴的特点，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将它称之为“琐碎之恶”，其破坏性效果却是惊人的。

日本电影《告白》，同样也是面对这种无心的暴行，然而却没有往深处去挖，只是停留于事件本身，像一个新闻报道。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对于事情的一种理解，也许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因为理解，是让人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是提供亮起来的空间和走廊，是对于现实本身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虚构故事，我指的是提供洞察力的那种，甚至比真实本身还要重要，从中让人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本书里除了个别文章，都是将2部或是3部乃至更多的影片，放在一起谈。没有比处理差异和谈论差异，更让人兴奋，也更能够将某个话题，得以丰满地展开。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在谈起《黑天鹅》的创作动机时，同时提到了拍摄于1951年《彗星美人》，还提到了波兰裔导演波兰斯基的《冷血惊魂》（1965）和《怪房客》（1976），将这些老电影同时找来对比参照，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怪房客》不止是一部惊悚片，其中注入了波兰斯基对于人性的悲凉体验。

其中大部分文章写在2011年。我给自己定出的大致格式是――三部电影加一本书，让这些作品不是单个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一小丛一小撮地冒出，尽可能信息量要大。喜欢看电影的人也是喜欢读书的人，同时将有关书籍带到他们面前，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也是有必要的。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任务并没有在每篇文章中兑现。书在其中往往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有心人才能够发现。较好实现这个目标的是这篇《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以同样的力度推荐了这本《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而在谈论肯？洛奇的两部影片《理想主义的毁灭》，也狠狠地推荐了我热爱的作家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是他后来思想转变、写作《1984》与《动物庄园》的前提。当我发现肯？洛奇的《土地与自由》与奥威尔这书在细节上有许多呼应时，欣喜不已。

为每篇文章所观看的电影，何止区区三部，有时候是七八部、甚至更多。由肯？洛奇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影片，激发出对于转型时期西班牙影片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班牙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功的和平转型，启发了后来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在不放一枪一炮的情况下，结束专制实行民主。而电影是如何与那个社会开放的脚步，形成一种平行关系的呢？为此一口气看了十几部西班牙电影，这篇《倾听黑暗中的未来》中提到了五部，还故意放下了阿尔莫多瓦没有涉及。

假如你连续两周或者更长时间观看一种语言比如西班牙语的影片，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也知晓这种语言，直接听得懂影片中人们的说话，那是因为如此熟悉这些人们思想感情，他们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即不通过言语也能够传达的那些。然而实际上你对那种语言仍旧一窍不通，它们只是一些在黑暗中嗡嗡作响的声音，蜜蜂一样将你带到某些东西面前。这种感受非常奇特：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又非常亲切。

这使得我有一段时期将不同语言的影片，当作了选片看片的主要标准。现在算算，这本书里所涉及语言有：日语、韩语、泰语、柬埔寨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印度语、匈牙利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除了英语，有13个小语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街道和公路、不同的服饰和手势，不同历史和生活，其中包含了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想象力，真是一些美妙的旅行。与拿着旅游图的实地旅行不一样，你是直接与人的内心打交道，与他们作深入交谈，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进一步发现了自己。

今年十月份，当我从报纸上第一次读到泰国大水的消息时，顿时心头一紧，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想想，是因为看过泰国年轻导演阿比察邦的影片，熟悉他镜头里的那些人们，觉得自己与这些朴素的人们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联系，好像他们正是我的亲戚，眼下正是我的亲戚在那边遭了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作这篇关于红色高棉保安监狱纪录片的文章，在当年柬埔寨发生的所有那些人与事情，都与我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关系。这回观看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影片时，也发现印度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与中国知识分子有过十分接近的心路历程。从这位生于1921年的导演身上，我发现了我们父辈某些同样可贵的追求。

如此，我的“乡愁”就变得非常“可疑”。我发现凡是在影像中“停留”过的地方，在两周或者三周之内持续与影像人物打过交道的地方，都变成了与我本人有关。倾听那些普通人们的交谈，知晓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纠结，洞悉他们生活的秘密，尤其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智慧，也与他们一道感受心灵的幸福和阳光，于是就与这些人们有了一种亲密的联系，觉得那里也成了自己的某个出生地，成了自己所来的道路，成了自己历史的一部分。那里的人们和山水同样哺育了我，在某个特殊时期给了我空间和力量。

我曾经将自己的上一本文集叫做《思想与乡愁》，其实里面有关乡愁的内容并不多。本来想通过这本书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原来我的乡愁不止一个，而是有那么多，我把自己的依恋和向往留给了那么多的地方。现在我可以说，有关“乡愁”这个话题，我的特殊情况是，四海之内，处处都是我的乡愁。如果某条河流、某个山峦现在不是，那么她们将来也可能是。

人就是我的故乡。从人出发，就是从我的故乡出发。为了让故乡成为故乡，让乡愁成为乡愁，我不得不连续赶路，披星戴月，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语言走向另一个他乡异国。

我喜欢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普通读者》。她与她的祖先――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学学者塞缪尔？约翰逊，都认为“普通读者”比那些专家学者更值得肯定，因为他们读书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受本能所驱使，为了让自己高兴，并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是开导别人。那么，我的这本电影随笔，也是一个作为普通观众的阅片经验，首先是为了自己看电影，令自己愉悦。假如电影不是拍给其他也拍电影的人看的，那么普通观众在电影这个行业中，也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