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80后非典型集体性侯群症

作者:黄蕉风发布日期:2012-12-18

「黄蕉风:80后非典型集体性侯群症」正文

人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尤其是将其放入一个集体中时。

(Человек существ очень волшебных,в свое место,В частности,когда группа)

――杜达耶夫

青年导演向歌的16分钟短片《红领巾》最近在网络爆红,除了雄踞土豆、优酷等国内一线视频网站首页之外,在Very CD上的点击率和下载量更是超过了《哈利波特》,并在新浪微博上拥有上百万的转发,累计浏览量超过2000万。这是继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之后又一部勾起80后集体记忆的数字短片,因其独特的创想和怀旧的情愫于一众人群中口口相传,迅速成为了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在中国网民中掀起了一波“红领巾现象”。

被称为国产原创神作的《红领巾》系向歌的影视系毕业作品。影片讲述了烈士张援朝的孙子张小明因上课偷看漫画书被班主任没收红领巾逐出少先队,到阴差阳错成为护旗卫士又重回少先队的奇妙历程。观众从中解读出了许多隐喻和象征,大抵都带着浓厚的火药味,主要集中在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讽刺,很是畅快淋漓。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仅仅是短片的表象,因为情绪最容易流于肌理,思维却常常隐藏在表象之后。网友对于“红领巾”这个意象所代表的体制大加鞭笞说明了成人世界的行为规则对于少年儿童的侵蚀伤害确已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在摧毁一个由老师、家长、社会一起虚假允诺的蓝图之后更应该想想如何重建我们对于童年和青春的信心。所以大家姑且消消火,只看其中的风花雪月。

近来在民间和网络广为流传的几部新媒体电影,可以算是80后集体记忆的一种另类的编年体历史。向歌的《红领巾》讲述小学生初识人事的懵懂初开,管小杰的《青春期》表现的是中学生对抗教育体制的沉重顿挫,张内咸的《待业青年》铺陈了大学生在无聊和幻想中的沉默呐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则更直指80后进入社会之后的巨大的心里落差。80后导演叙述的80后人生在80后的观众群体中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认同,仿佛一时间找到了可以进行集体标识的物件,并对旁人夸耀这个同一的符号。是否80后的记忆中总有一个凶神恶煞的老师作威作福,或者总有穿着统一制服的一片齐刷刷的脑袋在课堂奋笔疾书,抑或者小浣熊干脆面、梅花牌长裤、青岛双星回力球鞋以及迈克杰克逊的月亮舞步?我们不得而知。

80后这个群体经常被他们的长辈称为“垮掉的一代”或“迷惘的一代”,事实上80后是真正于夹缝中生存的一代。80后的成长环境是典型的悲催,从童年时代到青春期再到成人世界的过渡有非常大的断层,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才刚刚长大,却惊悉其实早已经衰老。这一代的人并不如他们的祖辈父辈一样有明显的集体记忆,即使有也是零碎的断片、依稀的符号,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代人精神上的共同标识。80后是一群身份感可疑的动物,在丧失集体标识的情况下以各自游移的状态向着长辈构建的社会规制做着或妥协或隐忍或反抗的反应。个体意识的崛起和与集体无意识主义的博弈是80后孩童时代的一条纵贯线,它贯穿着他们三分之一的人生,时而泾渭分明,时而模糊不清,并且极少以非此即彼的状态出现。反抗和挣扎,迷惘和彷徨是80后喜欢的词汇,不过45度角仰望天空并且让悲伤逆流成河并非是其年轻时候生命的主流,最主流的常态往往是每只菜鸟都有鹰的梦想,最后却因力有不逮又回到老鸟坚硬厚重的翅膀的庇荫之下。80后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和历程,它不是一群人的代名词,不是某个统一的符号,它以分散并相互迥异的个体个性向长辈构建的超稳定结构社会做试探性的权利要求,其结果无一例外选择与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观合流。这就是我所说的悲催。

1984年由苏联教育学家泽利姆汉.杜达耶夫(Ханой Дудаева)提出了“集体性侯群症”的概念,即长期共处的人与人间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同化,尤其是在注意力变化周期上。在我看来80后也是得了一种非典型性的集体性侯群症。就好比一个明明没有历史的民族却佯装自己有历史,一个没有钱的穷人拼命向别人炫耀家里阔一样,80后就是这样一个个孤单而又悲伤的个体相互依偎在一起抱团取暖,并互相允诺有一个叫做集体记忆的假象。这假象如流光一闪,又如克莱因蓝,它一瞬即灭,又纯粹恒久,让人小心翼翼地捧着,并假装曾经拥有过。所以这记忆中的不仅仅有红旗的一角、烈士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还有难得而易失、可遇而不可求、永不重回的《青春期》,以及间或狂想并骄傲、承载蜗居一族自尊头颅的《待业青年》和再也回不去缅怀过往哀悼伤口的80后《老男孩》们。

两个月前,向歌和同为80后导演的张内咸在珠海就各自的新片做专场放映。内咸表示向歌的作品代表了未来影像的无限可能性,代表80后年轻一代想象力所能延展的无限空间。同《待业青年》一样,眼下这部《红领巾》,就是这部80后另类编年体史书中的重要一页。让我们为他们喝彩!

上一篇 」 ← 「 返回列表 」 →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