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杰：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心理

内容提要：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策全面实施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的主要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本文从发展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态势、尤其是当下所表现的一些主要特征，并且以是否有益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一核心标准，对这些社会心理特征的积极效应及其潜在隐忧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反思性的制度化将有助于塑造检测现代化成效所必需的基本的社会心理机制。

今天的中国处在千百年来社会变迁最急剧的时代，一个叫做“现代化”的目标和实践正在中华大地上展开，而每一个生逢此时的人都因被它激发而带有不同程度的“兴奋感”。

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三次强劲推力：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全面展开的启动器；二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中国进一步踏上“改革的不归路”；三是，世纪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使中国进一步迈入“开放的不归路”。这三个重要事件无疑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心理发生进阶式深刻转型的现实力量。而从“南巡讲话”的发表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为社会主导文化和思想确立了极其重要的标准和导向。这一切深刻影响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变迁的取向及其进程。

在改革开放历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重要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1] 然而，这个现代化起飞阶段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文化模式的深刻演进，而且也意味着社会心理将发生全面而深层的变革。

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认知―感受―回馈体系，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认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向的一种表达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价值观念属于较理性的层面，是较深层的认知结构，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社会心理的其他方面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实质性内涵。社会心态则属于较感性的层面，是表层化的情绪表征，它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内涵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及时、动态的再现。

人本化追寻：社会价值观演变的轴心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心理变迁的总体趋势和主要特征是：在价值观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趋进，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转化；在社会心态上，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这些变化中，则日益呈现出一个轴心性向度，即价值观的人本化。

在人生价值观上，开始了从重点追求生存层面，逐渐向重点追求发展层面迁移。随着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向小康社会的全面迈进，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开始凸显，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驱力。这一点从择业价值观上得到最明显的呈现。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在作为择业主体的青年群体中，高层次心理需求成为择业的重要动因。“感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常常成为排序首位的标准，其位次往往高于“收入高”、“工作稳定”等标准。这说明，青年择业的最高目标已不再停留于只求谋生的初级阶段，而步入到寻求发展的更高阶段。对于职业的精神因素（如感兴趣、发挥才能）的考虑超过了对职业的物质因素（如收入高、福利好）的考虑。

消费价值观是另一个重要表现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意识逐渐增强，从而引起了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方式由节俭型转向享受型。诚然，消费价值观的真正人本化，是应该超越生活世界的商品化和物化的，而这种超越需要由强大的自我反思性来达成。通过自我反思性，人不仅可以抵御消费主义，而且还能在对生活意义的追问中，完成对生活方式的合理筹划。

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青年一代身上尤为明显地表现。如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极富标志性意义的一代。由于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年份，成长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20世纪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从纵向角度比较，他们是最具有改革开放特征的一代。由于置身在一种全新的时空中，这一代人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都与前数代人具有明显区别性。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比较开放、透明的心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较强能力；强调个性、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具有普遍主义精神，尊重事实，注重规则；热心公益事业，具有更自觉的环保意识；表现出积极的休闲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直率的情感表露，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等等。

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在不断涌现的新事态、新信息的冲击下，社会心理中不仅出现了一些新质，如风险意识、环保意识、公共服务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等，而且表现出了更符合时代理性和更能表达价值关怀的人本化价值趋向，如责任心培养、诚信教育、同情心与爱心激发、以及重视健康观念和珍爱生命意识的塑造等。

自我心理空间的扩大：个体化的样态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对于个体存在与需要的承认，对于个体潜能与价值的尊重，对于个体努力与成就的肯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具体表现为赋有权利与义务的每一独立个体的行动，因此，价值观念层面呈现出的个体取向的增强，是个体心理空间扩大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社会成员的发展呈现出以下鲜明态势：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持续增强，利益意识的不断觉醒，张扬个性的需要也日益被激发，从而使追求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其突出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个体心理空间需求的增强。隐私权观念的出现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它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心理对于个人空间需求的一种独特而敏锐的反映。

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在人际交往领域明显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人际互动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交往方式更加“间接化”。由过去更多的面对面互动，如“登门拜访”，变为现今更多的间接化交往或“媒介交往”，如用贺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互致问候。“间接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进行了交往，又为自己和他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过去因情绪化或意气发生不必要纠纷的现象时常可见，现今趋向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妥善处理利益纠纷。当然，这种趋势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消极效应：除了交往越来越“务实化”之外，在个体化趋势增强的同时，也隐埋下沟通减少、人情淡漠的后果。这表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两面性。

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也突出地表现在婚姻恋爱家庭生活世界中。当今人们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现象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常常把它们列入个人生活方式的范畴加以理解；对婚外恋现象也从很大的宽容性上加以对待；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逐渐被接受。而一些较时尚的观念和现象，如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丁克家庭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正在扩大的个体心理空间。

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价值理性的彰显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结构逻辑，“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演变趋势将使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会领域逐渐扩大，因此，必然导致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起。而公民社会的培育又将成为现代化顺利实现的一项基础，其中，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则成为关键要素。

当个体通过形成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其心理需要的层次将逐渐上升，表现出对于他人和社会关怀的增强，公共服务意识的提高。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服务意识是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志愿精神。

作为一种具体化的人文精神，志愿精神是指一种以自愿性、非营利目的性或公益性的亲身参与，促进社区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个人自身完善的社会心理。志愿精神促成了具体的志愿行动。在中国，较大规模的志愿行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后，从为各种重大节庆、会议、赛事服务，到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再到抗击SARS等重大突发事件，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从发生机制上看，志愿行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主要有：第一，志愿行动反映了现代人高层次需要的日渐凸显。随着我国从一个匮乏社会迈向一个富裕社会，投身公共服务的志愿行动成为满足社会关怀这一高层次需要的重要途径。第二，志愿行动体现了现代人对价值合理性的追求。处在市场经济大潮背景下的志愿者，把参与志愿行动看作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则是最好的例子。第三，志愿行动成为实现生活人本化的一种渠道。参与志愿活动可以得到这样的收获：过有意义的集体生活，满足高情感需求，其中内含了很高的生活人本化的目标。第四，志愿行动成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志愿行动是当今人们表达社会参与愿望的一种较具普遍性的形式。

一方面是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这的确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积极的辩证法。

成就动机的高涨：发展机会的表征

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社会成员的成就动机呈现出高涨之势。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化起飞阶段实质上意味着从一个发展机会缺乏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发展机会激增的时代，从而激发起人们有所作为或成为有用之才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源于价值观的嬗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促使人们的价值观更取向于个体、权利和现实方面，自我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对于实现自身潜能和价值的普遍关注。

据一项对北京青年的调查，就目前最想做的三件事而言，选择比例最高是“追求事业成功”（51.7%）。可见，青年身上呈现出强烈的成就动机或成功需求。与成就动机增强相关联的是，人们的信心、独立意识和个性的增强，从而导致了成才自信度的提高。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自身取得事业成功持非常乐观的态度。[2]

成就动机的一个具体表现方面是，人们更注重自身的潜能开发与价值实现。近年来许多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在职业选择标准上，青年对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符合自己个性”的强调，逐渐超过了以往对于“收入多少”、“工作稳定”的注重。可以看到，择业观中的成就取向超过了实利取向。

成就动机的另一个实质表现方面是，成才观上能力本位的观念正在形成。同一项调查表明，对于成才最重要的因素而言，北京青年中比例居前三位的人分别认为是“准确地把握机遇”（56.3%）、“头脑灵活，敢于创新”（53.5%）和“有专业有技术”（39.2%）。换言之，多大数青年认为，促进成才最重要的东西是个体的能动因素。从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也反映出能力本位的观念。对于“升迁快的人主要靠什么”，青年中比例最大（45.9%）选择了“能力强”。

现代化起飞将带来了一个强调个人成就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方式由世袭（即父辈传承）变成自致（即自我成就），这种状况也会从人们的成才观上反映出来。同一项调查表明，对于什么是“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一问题，北京青年中比例最高（73.5%）选择“才干”，远远高于选择“有靠山”（11.5%）、“请客送礼”（1.9%）。这种社会心理在实质上是以对作为成才条件的社会现实状况的判断为基础的。对于“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当前社会给人提供的成功机会如何”这一问题，北京青年中比例最高（53.3%）认为“更公正、平等”。在现实中，通过接受越来越高层次的教育，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更多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一个充分强调个人成就的现代社会的来临，是当前人们形成能力本位观念的最深刻根源。

自主性的增强：多样化机遇中的多样化选择

改革开放之前，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行政等级划分严密，组织呈现同构现象，因此，社会系统开放程度较小，社会结构分化水平很低，导致社会行业和职业的类型、数量较少，从而导致社会流动缺乏途径和机会，受此状况制约，社会成员的发展也表现出相应特征，即在就业和生活方面都呈现高度一体化的封闭状态，在潜能发挥和价值实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可言。

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源于对主体自身的潜能与价值的感悟与判断，它的消与长是以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如果人们处在一种刚性的、同质的、单一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社会资源不仅高度集中，而且十分有限，人们的自主性便很难得到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