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靖：文献与田野间的双向阅读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开展田野调查几乎是人人都能进行的工作。甚至某种程度上而言，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人类学家身份的一个标签。这在专业内部原无稀奇之处，自然亦无多少新鲜内容可道。但在中国开展研究，尤其是汉人社会研究，仅仅依靠田野工作恐怕无法认知社会运转的全部文化秘密。过往的绝大多数研究（国家与地方关系下的研究例外）认为，底层社会或小传统是一个能自我界定、自我解释和实践的社会，这很可能是一种学术幻觉。这样的幻觉也会造成疏于对上层和大传统的调查，至少我们不擅长对上层的访谈。因而，必须借助文献，在“田野与文献”之间进行双向阅读。早期人类学建基于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自然无须考虑文字的作用或影响。

“文献与田野间的双向阅读”有其特定含义。今日许多人类学家，利用传统文献，比如经典作品、方志、碑刻、个人著述和民间文书等，进行民族志书写或重构民间社会历史（这在社会史领域尤其如此），本文并不指这一类泛泛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只是把文献作为建筑材料，在一定写作目的的指导下，直接去构筑其所预设的历史或社会，而不是看文献本身如何被制造或撰写出来，更无法窥见文献在历史实践中如何被解读和使用。在过往的研究里，文献只是被看作静态的甚或死亡的材料搬来搬去，或被剪来剪去，任由学者驱使。笔者所追求的“田野与文献间的双向阅读”，专指大传统或过往精英的文本及其所负载的思想如何进入了底层社会，影响并模塑了底层社会的历史经验，包括对主体性的塑造；注重考察大传统或过往精英的文本进入地方社会与历史的过程、方式，观察文献激起了小传统的哪些文化反应，以及表述的文本与民间实践出的“文本”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当然也包括文献本身是如何撰写出来或制造出来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是一项关乎文献与实践之间交流的研究。

文献中国与实践中国的关系

文献中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通过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另一方面是指借助研究文献可以认知中国。实践中国同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中国人民的经验世界，另一方面是指可以借助考察人民的经验来认知中国。在海外中国学领域里，文献中国研究往往又被称为海外汉学，而后者则是指从经验世界中观察并了解中国。经验的中国或实践的中国，无疑是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统、富含文化累积的中国来说，文献中国同样也应该被列在人类学的考察范围内，而不是摒除在外且被传统文史哲研究和海外汉学（指单纯文献的中国学）所垄断。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上与下、中心与边缘相互动的过程，因而也是一部文献中国历史和一部实践中国历史的彼此诠释与交流，二者并不是相分立或分离的，它们之间的互动才是中国的全部历史。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处化外的世界，即便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业已深深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人们通常说它是“世外桃源”，只不过处在正统的官方权力之外和儒家视野之外罢了。所以，小传统从根本上是不能自足甚或独立存在的。大小传统的划分只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方便工具而已。

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文献不断陈述上与下、高层与低层、精英与民众、国家与地方、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切磋与弥合。

比如，《论语・颜渊》篇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周易・贲卦》“彖”辞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第一句话是从生命个体角度所做的论述，讲的是身怀儒家修养的君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小人”即民众的影响。第二句是从整个社会着眼，从自然与文化相对立的角度，讨论如何用人文即文物典章制度化成“天下”。又如，汉景帝和汉文帝时期国家搞移风易俗，始设立循吏制度。自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开始，以下历代官修史书均保持了这一文类（gener），足见吏制度为汉以降历代帝国政府所沿袭。在国家的倡导下，吏们身体力行以推广教化，导民向善。文翁生活在汉景帝和文帝时期，因在蜀地发展教育事业以推广汉文化，蜀地遂起好学之风，文教大兴而被载入《汉书・循吏传》。今天看来，文翁教化实际上是将蜀地纳入儒家文化范围内的历史转化过程：儒家的思想置换或格式化了“蛮夷”的文化内涵。庄孔韶说：“在社会之中下层，大小传统的文化中的人，如每一个县历史上的吏，在一定意义上是推进儒学化约至乡间，并确立地方礼制的重要解说者和实行者。” 而这样的过程也往往通过儒生出身的官员被贬边地而实现，像柳宗元被贬至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一带，苏轼被贬至海南岛，王阳明被发落到贵州龙场。这些地方均是汉与非汉杂处的交错地带，被贬的官员在此兴建学校，培养士子，乃至参加帝国的科举，由此带动了地方社会的儒化进程。当然，这也包括各级儒生在家乡或异地兴办私塾和书院等以推行儒学思想与价值，如历史上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等。至于宗教，则通过寺院讲学、举行科仪等形式传播思想与教义，在民间取得更多信众。圣人设道以教万民。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诸多先贤，或者指出了文献对中国底边社会塑造的意义，或者以此为研究对象并作为认知中国的窗口，作出了重要贡献。林耀华先生说：封建废宗法亦格而不能行。然宗法制度内礼仪风俗，仍保留民间的大家族中。宋代鼓吹恢复宗法，大有人在。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苏氏族谱》与《族谱记录》创议大宗小宗的谱法，无非想借谱牒的记载来维系宗法制度。两晋六朝谱法虽已盛行，然其目的在于选民而非系民，与苏欧谱法自不可同日而语。程颐、司马光特别重视士仕的冠婚丧祭礼仪，朱熹的《家礼》影响民间尤盛。范仲淹氏力倡族姓义田之制，凡此都可以说是意欲恢复宗法时代的遗制。林氏看到了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模塑作用。至于他个人的兴趣着重点在于，考察朱熹思想对中国东南家族宗族制度实践的影响。早在1931年他在燕京大学做学生时便写了《拜祖》一文，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做了一个方法论的阐述：（1）要研究古史材料；（2）要研究现存拜祖制度；（3）要研究古代遗迹遗物。这大约是中国现代人类学史上最早强调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并重的见解。庄孔韶在林耀华的指导下重访金翼黄村，撰写了《银翅》。他非常注重中国高层文化理念与基层文化的沟通问题。就家族宗族制度这个话题而言，他注重考查历代统治者、儒者、新儒家的宗法思想，作为教育主题不断疏导至基层社会，并紧密与基层乡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提出文化关联的研究视角。庄氏借助对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的梳理，强调“从国学文本到当今民俗的古今联系性研究”，并说林氏“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所以，面对这样一份历史经验和先贤的认知，我们的功夫不能单纯放在田野调查上，还应该研究各门各派的经典文献，了解历代帝国或国家所发布的政策内容。因为这些文献中所承载的信息被贯彻到了民间和基层。当然，也有些学者为了突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有可能低估了“文字下乡”的价值。这固然有其意义，但也可能给部分后世研究造成了倾向性影响，使后学忽略了文字参与社会运转的分量。在笔者看来，剥离了文字的意义来认识乡土，由此把中国乡土社会预设为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自足单位，是否真的能够认识乡土，值得认真讨论。

双向阅读具体研究的内容和路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考虑，我们通常会思考三个问题：第一，有什么样的知识？第二，知识是如何被制造或创造出来的？第三，知识又是如何被解释和使用的？也即，知识如何制造了这个世界？“田野与文献间的双向阅读”遵循上述知识运动的一般规律，亦是我们考察知识运动的思路。

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精英思想对民间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范围也最广。其次是道家、佛家的思想。这是针对汉人社会而言的。若是草原社会，如果不懂喇嘛教，恐怕根本无法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如果我们不懂《古兰经》教义的话，也无法真正研究回族及广大西北地域社会。但是反观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教育，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课程训练，却没有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之类的课程。整个训练照搬了西方人类学教育模式，到头来，学生的英文很好，可是连古代文献都读不懂（包括乡下的古碑）。这如何去认知中国？

当下中国大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都是一种剖面研究，至多是一个观乎当代的断代研究，缺乏历史深度和厚度。这种研究趋势似乎认定，当代中国的运转发力于当代自身，发力于民间自身，发力于边缘人群自身，与历史上的思想无关。因而，大量民族志作品只注重呈现当代语境下的各种互动。我们应该了解当代中国更深的源头，当然不能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工为由，拒绝或摈除对历史源头的探索。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了解过往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和思想，也恐怕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没什么不同。对于人类学来说，在弄通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应该更深一层地明白文献是如何撰写出来的。这一点可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意义上的“写文化”（writng culture）理论，当然，也可以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之见解，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上本土学者如崔述的《信古录》和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中获得灵感。写文化研究是从诗学与政治学角度理解文本或文献的制造过程。有了这个思路，就容易看出古代哲学思想是在面对怎样的社会问题时而生产出来的。任何人都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社会阶序权力相结合，会形成特定的典范知识观（任一文类都具有撰述规范），由此影响了书写。也许弄通书写者个人的意图并不是件难事，但若想洞察社会群体假借书写者个人之手来表达意志，则要下一番功夫。

思想如果仅仅栖存于哲学层面，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它只有进一步被加工成制度和政策，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才能理解人的制造，即福柯意义上的主体生产。所以，在了解了古代精英思想以后，必须熟悉各种典章制度。比如，朱子的《文公家礼》、范仲淹的《范氏义庄规矩》、明代“大礼仪”活动中的“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条令、清雍正皇帝颁布的《圣祖广训》和孔继汾撰写的《孔府家仪》等。如此，才能明白大规模汉人宗族是如何在明代中后期以来被逐渐创造出来的。这些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蕴涵了儒家学说内容，正是借此制度的推广与实行，儒学最终到达社会底层，文化性地再生产了大众。

看完文献（尤其是哲学思想著作和各种政策与制度性文本）之后，我们再考察它们的实践问题。以儒家思想为例，作为一种知识，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两个向下过程：第一，精英阶层的知识和思想在本文化内部对底层的影响；第二，精英阶层的知识和思想对异文化的影响。前一种叫做“濡化”（enculturation），后一种叫做涵化（acculturation）。

像前文所举林耀华、庄孔韶的家族宗族制度研究和后来张小军的宗族研究，其实主要关注的是《文公家礼》在乡村中的实践问题，以及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过程的文化遭遇。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通过朱熹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以至后世的儒学谱系，在福建再造了一个“东南邹鲁”。笔者接续他们的思路别离了东南经验，转向中国北方，观察《孔府家仪》的概念是如何渗透进地域社会之中。当然，历史上儒家学者不止朱熹一个，也不止孔府一处。像湛若水和陈白沙及其知识谱系的理学对珠江流域，宋濂等人对浙东社会，王阳明及其江右学派的心学体系对赣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