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作为人类学方法论的“文史哲”传统*

【内容提要】作为古典人类学转向现代的标志，田野调查法是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幽灵”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阐释”法是现代人类学转向当代的标志之一，其洞见在于重视文化“转译”的主体性与他者的“上下文”，但因缺乏具体方法支撑，也给“幽灵”留下了后门。谁“阐释”谁，“阐释”什么，怎么“阐释”，皆存问题。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彻底解构了“阐释”的客观性。而其实，每个他者都有自己的“文史哲”传统。改变他者单向“被阐释”的地位，赋予他者“文史哲”传统优先解释权，方可避免以所谓“普世理论”对他者指鹿为马。让他者“说话”，并和“阐释者”平等“对话”，既是“文史哲”传统作为人类学方法论所需，也应是当代人类学迈向新时代的方法论基石。

【关键词】他者欧洲中心主义阐释被阐释“文史哲”传统

一、当代人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幽灵

从方法论上说，当代人类学乃是源于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于20世纪20年代初运用的田野调查法①。他们也由此被当代人类学视作现代人类学之父，表征着与以往靠探险家、旅行者及其他人种学家收集的二手资料做研究的、“摇椅上”的人类学有根本区别。不过，在当代人类学者眼中，现代人类学诞生之初却有着非常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当田野调查变成一种必备的研究方法之后，欧美人类学家纷纷赶往亚非拉殖民地或本国原住民保留区做田野，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民族志，进而在社会和文化理论的探讨中建构人类学的话语。在其民族志中，田野调查对象往往被称作“野蛮的”、“未开化的”、“原始的”民族。不难理解，人类学家做出这些界定，参照的乃是欧洲的社会与文化，也即人们心目中“文明的”、“开化的”和“现代的”标杆。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作用下，空间上不同区域的“他者”被理论抽象处理为时间差异，“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被当作欧洲人的“过去”，其“科学性”俨然无须再论证。欧洲中心主义像个“幽灵”一样，隐藏在人类学话语的字里行间，靠非理性的“迷信”力量，而不是理性的逻辑推理，模糊掉了空间与时间相互置换的逻辑裂缝，并宣称自己说服力十足。

现代人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家中，开始遭到系统性的质疑与批判。例如，沃尔夫曾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固执地认为其田野调查对象尚处在原始社会，实际上是因为它偏执地认为欧洲这样的社会变迁代表历史进步，并由此阉割掉了他者的历史，将之视作没有经历任何时间流逝变化的人群②。就连在人类学、哲学等领域影响甚著的列维-斯特劳斯也如此。二战期间，他曾与人乘法国客货两用轮船，带着翻译去南美，沿途“探险”各类“大体上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原始文化社会”③。明明当地人通过翻译已可与欧洲人交流，列维-斯特劳斯却仍漫不经心地认为，这些人与外界毫无联系，处在封闭的原始阶段，难以直接为人类学家提供太多信息。以至于他认定，田野调查本就令人生厌④，遂依赖二手资料做人类学理论研究。藉其在结构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固然不失为现代人类学转向当代的大师，但这种去掉田野调查的做法，在方法论上并不能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与沃尔夫的批判相对照，其实马凌诺斯基田野日记事件早已在伦理上和方法论上，制造了一次现代人类学“危机”。1947年，马凌诺斯基的遗孀出版了他的田野日记。一贯宣称田野调查价值中立、具有“跟自然科学一样”客观性的马凌诺斯基⑤，在日记中却彻头彻尾地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欧洲人姿态。如他曾写道：“在我眼中，土著的生活完全缺乏趣味和重要性，这里的东西和我的差距就像一只狗和我的差距一样”⑥；“去了趟村子，希望拍几张巴拉（Bara）舞不同阶段的照片。我给出了一些半截香烟，于是看了几段舞蹈；然后拍了几张照片――但效果很不好。拍照光线不足，因为他们不肯长时间摆造型，曝光时间也不足。――有几刻我对他们非常愤怒，特别是我给了他们说好的香烟后，他们居然四散离开了。总之，我对这些土著的态度无疑是倾向于‘消灭这些畜生’”⑦。田野日记事件不仅引发了一场对马凌诺斯基的缺席审判，更让人类学从古典转向现代以来的方法论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例如，许光就认为，马凌诺斯基的问题并非来自个人道德缺陷，而是其种族主义倾向使得他在看待非西方社会文化时难以避免偏见⑧。深受马凌诺斯基言传身教的利奇则认为，读者看到日记并非作者的原意，它本不应出版，免得如后来这样引人误解、无礼纠缠⑨。而许光则再次声明，他讨论的是田野工作乃至整个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⑩。这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纵观许光的全文，其所指的“种族主义”并不仅是种族偏见，而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后者才是根子。

与许光的批评相比，很显然，利奇的辩护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试图回避问题。现代人类学转向当代遇到的方法论危机，并非如此即可得到有效解决。系统地尝试直面方法论问题的人物，不得不提到格尔茨（又译格尔兹、吉尔兹）。

针对欧洲中心主义人类学将非西方社会去历史化的倾向，格尔茨首先从欧洲标准的“国家”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有历史”的象征），开始反思现代人类学。例如，继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之后第二代杰出的人类学家福忒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曾主导非洲政治研究，因非洲政治没有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国家权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而认定它们是“没有国家的政治结构”11。格尔茨则认为，“国家”完全可能有其他的表征形式，如尼加拉的“国家”即是通过仪式“展演”的形式呈现的12。

格尔茨在方法论上做出正面立论，则是阐释人类学。阐释人类学不再强调人类学对他者的观察就像自然科学对实验室中的研究对象那样客观，而是已经持有某种文化的研究者在参与他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所做的工作是在理解他者文化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解释。当然，这种解释绝非纯粹个人主观的“信口开河”，而必须进入当地文化的深层，在理解“地方性知识”的整体逻辑基础上13，描述和解释其“深层游戏”规则14。对此，格尔茨曾给出四个限定条件：人类学家的描述是解释性的；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解释需将这种会话内容从时间中解放出来，以他人能看懂的术语记录下来；解释的对象是微观的15。

格尔茨推动人类学方法论转向，在思想上当然有着深刻的根据。事实上，二战后，随着对理性主义极端化的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笼罩性地位即已被动摇，“语言学的转向”成为一种重新追寻人文意义的思想先锋16。以追究语义为宗旨的思潮，也就为阐释人类学奠定了哲理基础。但阐释的方法仍留下了两大问题：第一，以反思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底色的哲学转向并未在此停止，而是进一步走向了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后者开始侵蚀阐释人类学的哲理基础；第二，它虽因强调依照相对主义的原则，在当地文化“上下文”中理解“地方性知识”，从而客观上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欧洲中心主义，但并未从具体方法上指出如何操作，因此容易由相对主义再滑向欧洲中心主义。例如，格尔茨为说明不同文化系统叠加之后会出现法律的“语言混乱”，曾举例道：在法国殖民统治的摩洛哥，一个叫科恩的人被当地强盗抢劫，其两个朋友被杀；强盗来自殖民者尚未控制的部落，殖民当局明确表示其法律管不着此事；科恩依据部落规则，靠私人暴力和谈判要回500只羊作为赔偿，但当局以其行为违反殖民法律为由将其投入了监狱17。此类分析对殖民主义竟然也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当地人所蒙受的苦难俨然只是为了说明某个人类学理论很有趣。从批评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此类“阐释”不能不说遗漏或回避了对当地人而言极为要命的东西。

至于后现代主义，更在方法论上认为现代人类学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但其错误不在于欧洲中心主义，而在于认为客观地认识他者是可能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类学重要的其实只是“写文化”的艺术18。在“写文化”的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逻辑实证主义在人类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遵照当地文化“上下文”客观阐释“地方性知识”也是不可能的。由此，人类学家能做的，只是将自己在田野中的主体体验“写”出来。这种“怎么都可以”的方法，很显然并不排除欧洲中心主义。毕竟，这也可能是多种主体体验中的一种（而且，事实上是极为常见的一种）。

当然，当代人类学者并不都迷从后现代主义，甚至还有不少人批判后现代主义丢掉了现代人类学宝贵的客观精神和扎实的田野工作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中心主义仍只是在价值上遭到了批判，在方法论上却并未得到清算。一方面，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人类学夸大了现代与古典人类学的差别，以至于认为前者是全新的东西，而其欧洲中心主义来自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不足。人们似乎忘记了，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人类学，在知识论本意上都是为了弥补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因此，毋宁说现代人类学只是继承了古典人类学对他者的某些偏见。另一方面，当代人类学又近乎忽略了现代与古典人类学的根本区别，也即它强调立足于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理解他者的社会文化逻辑。虽然并非所有现代人类学者都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有马凌诺斯基日记事件），但较之于古典人类学，这毕竟是从方法论上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开始，也是二战后人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倒是当代人类学，虽在价值上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但在方法论实践中，骨子里比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们充满了更强烈、更狡猾、幽灵般的欧洲中心主义。

二、被阐释的他者何以“自我”阐释

在方法论上从现代人类学转向当代的过程中，格尔茨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通过“深描”对他者文化进行“阐释”的方法，比现代人类学更自觉地承认田野调查中存在人类学家的主体性问题。但在当代人类学中，除此之外，还有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而其方法论源头也是格尔茨所承认的田野调查者的主体性，以及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方法论支撑19，还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暧昧态度。只不过，它在这三个方面都走向了极端。

由此，要“捕捉”当代人类学方法论中的“幽灵”，还得从“阐释”入手。而从具体操作层面的方法看，“阐释”能否真正从他者视角出发、抓住他者文化的“深层游戏”规则，至少还牵涉两个问题。具体如，第一，选择什么样的田野经验进行阐释；第二，用什么样的话语（概念）系统对之进行初步加工，变成人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群体可理解的解释。

在第一个问题上，欧洲中心主义“幽灵”造成的偏差往往是，让研究者“鬼使神差”地只选择那些当下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所感兴趣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阐释的对象。加上学术“话语霸权”的影响，它使得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即使是非西方的学者，也一样可能会“幽灵”“附身”（这也说明，它不是许光所批评那般简单的“种族主义”偏见）。这里不妨举一个研究者本人后来承认遇到了问题，并自觉更正研究方法的例子。中国人类学者潘毅基于珠三角某工厂田野调查，撰写了一部旨在分析资本与女工关系的民族志（雏形是她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论文，出版当年曾获美国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科学奖，应算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该书中，大量篇幅关注的经验现象是女工的身体反应，如月经不调、夜魅时做噩梦、尖叫等20，而用以“阐释”此类经验的话语则主要是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21，也即资本形成的权力试图“规训”身体但遇到了反抗22。依笔者有限的调研，当时劳工最关心甚至愤怒的事情却主要是：是否无止境加班，工伤能否得到公正处理，工资高低，子女有无可能随迁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