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50 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做方法论的立业之基。1935年,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注1）

50 年代以后,社区研究法被欧美汉学人类学界引以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首先,一些学者对社区研究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之后,一大批从事中国社会具体研究的人类学者又以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不同的论述。他们所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小地方的研究与大社会的理解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来说,一如吴文藻先生所言,社区无疑是田野调查的可观察单位,但是这种单位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如何? 怎样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小单位透视“复杂的”中国社会? 则是他们历来无法回避并贯穿于本世纪汉学人类学( 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注2） 史的大问题。

社会整体观的兴起

本世纪20 至40 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方法论的革新时代,这个革新时代与“社区”概念的出现关系十分密切。在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本世纪20 年代以前,人类学者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之中。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者在受进化论的制约,广泛地收集第二手的人文类型素材,依据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猜测性地”构造宏观的世界文明史。20 世纪初期,在德国文化传播论和美国历史具体论的相继出现,在表面上对进化论提出一个理论挑战,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摆脱旧有宏观人类历史的影响,保留对宏观的抽象历史的过分强调。直到20 世纪,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被公认为是这一人类学方法转变的首倡者之一,他对以前的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方法论批判。他说:“在我看来,它们(进化论、文化传播论以及历史具体论) 抑或在进化的阶段问题上绕圈子,抑或在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如何传播问题上索求来龙去脉……而对于界定和联想文化因素在文化事实中的运作没有赋以充分的重视。”（注3）为了克服这一方法论弱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者不应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的排列组合,而应把它们放在“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 或所谓的“分立群域”(isolates) 的整体中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所讲的“文化事实”和“分立群域”,后来成为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法的基础,指的就是在一个方法论优先的整体分立社区,或“田野工作”(fieldwork) 的社会空间单位。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社会人类学者如摩尔根(Morgan) 、波亚士(Boas) 以及里弗斯(Rivers) 已经开始田野作业,但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很不成熟,对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研究的依据依然是生活在被调查社区的传教士的笔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田野工作地点没有加以“分立群域”的界定。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作法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他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特洛布里安德岛) ,与几乎所有社区成员成为熟人,对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细节了解甚为深入,他的调查具有“直接观察”、重视民间生活和民间知识、亲自参与等特点。他认为通过在分立的小型社区的长期的直接参与观察,社会人类学者才可能对当地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并把当地社会的家庭、经济、法权、政治、巫术、宗教、技术等行为特质放在一个整体里加以分析,解释为什么社会形成一个难以切割的整体,避免像古典人类学家那样切割文化。

在这种理论思考前提下开创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十分重视对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中的人文生活的描写。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文化”(即由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抑、习惯等人类创造物所合成的整体) 和“人的基本需求”(即人的新陈代谢、繁殖、舒适、安全、行动、生长、健康等需要) 。他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者赖以理解这种关系的工具,是“功能”(function) 的概念。所谓“功能”,指的是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满足机体需要的行动。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

诚然,这种功能主义方法论有它的理论局限性。但是,它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对于太平洋岛屿、非洲等地的“简单的”原始民族来说,社区调查法几乎成为“文化科学”(人类学) 的唯一原则。

在20 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在人类学者眼中,被放在全球文明史中,作为“古代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史”的“残存”加以论述,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科学意义,被进化的阶段论所抹杀。19 世纪后期,荷兰人类学家兼汉学家德格鲁特(De Groot)在闽南地区的宗教调查, （注4）可以说已经具有“参与观察”的某些特征,但是其田野工作缺乏社区背景,而且解释框架仍是弗雷泽的进化论。直到本世纪初期,深受社会学派熏陶的法国汉学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 在解释中国文化时,还采用“上古史”的方法。20 年代,尤其是30 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5 年,库尔伯(Daniel Kulp) 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查,在没有受过多少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下,成为最早的汉人社区功能分析。（注5）不过,由于他只是“业余人类学家”,因此在人类学界所引起的关注十分有限。真正起着汉学人类学变革作用的,是一批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影响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在燕京学派的提倡者吴文藻的带动下,中国社会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社区”和“功能派”展开大量的讨论。吴文藻本人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提出对“社区”的系统化界说,主张“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

认识论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注6） 在1934 到1949 年间,费孝通、林耀华等中国学者分别以英文发表一系列作品,均是在“社区论”和“功能论”的方法论前提下写成的,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注7）最典范地具有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色彩。

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体系,不是单纯的“社区方法论”,而是结合了社区分析、比较研究法、应用人类学、社会结构论的复杂体系。不过,在方法论上,他强调以其1932 年在燕京大学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 的“社区”(community) 理论以及费氏的人类学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分立群域”概念为立家之本。在一本常被西方人类学家忽视的著作《乡土中国》(1947) 一书中,费孝通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写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不一样。”（注8）

《江村经济》(英文书名为《中国农民生活》) 一书是费孝通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这本书除了前言之外,包括15 章,论及调查区域、中国人的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畜牧业、贸易、资金及中国土地问题,它涉及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把经济、社会关系、仪式等方面的素材,以功能的整体观加以联想、概括及分析。费氏所用的叙述框架,直接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表现出对文化器具(即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仰、习惯等人类创造物所合成的整体) 与人的基本需求的相关性的充分关注,并且以他的姐姐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例,探讨与技术引进相关的社会变迁动力。

他的这一表述,与当时中国其它人类学阵营仍然十分尊崇的进化论、传播论、历史具体主义形成很鲜明的对照。与其他人类学者不同,费孝通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形式,而不是人类的历史、远古社会,他从事人类学研究不是为了从现时代可观察到的事实,推知远古社会的风俗和制度,而是为了以功能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的基质和社会变迁的动力。社区研究不是他运用的唯一方法,但是它是费氏切入中国社会的“时空坐落”,“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注9）

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写的“前言”中预言,费孝通的作品是社会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他为此举出三个理由:第一,费著将促使人类学从简单的“野蛮社会”(the savage) 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第二,此书将开创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第三, 《江村经济》注重探讨社会变迁,将会有益于人类学应用价值的推进。以社区为研究视角的《江村经济》的确成为汉学人类学的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社会人类学的描述文体范本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汉学人类学界对方法论的讨论。

“代表性”问题的提出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安德岛的社区调查,无疑是人类学职业性实践的典范。他以具体的个案论证了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y) 对于理解传统人类学探究对象- 简单的非西方族群- 的作用。不过,当他说费孝通因为研究本土的“文明社会”及其变迁,而促成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时,忽略了一个后来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早已加以重视。在江村研究之后,他开展了“云南三村”社会经济模式比较研究,并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与发展进行超区域的论述) :那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与简单的“野蛮社会”有深刻差异的“复杂文明社会”进行社区分析,是否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 换言之,社区研究针对的是小地方,在大型的文明社会中,小地方无疑也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大社会的“缩影”(microcosm) ?

对这个问题,社会人类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类学者从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肯定功能的社区分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们关注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社区在人类学描述(即“民族志”或“ethnography”) 中的作用。因此,对他们来说,汉人(中国) 社区研究只要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描述方法标准,就是“成功”的研究。采用这种看法的人类学者,以利奇( Edmund Leach)为代表。

在《社会人类学》(1983) 一书中,利奇上面提及的四本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以功能主义民族志的标准加以一一评判,认为林耀华的著作运用的是小说,而不是人类学的描写手法,杨懋春的著作采用落后的民族学方法,把中国的社区描写成“原始部落”,缺乏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视角,许光对“西镇”的研究,类似社区调查,但是声称“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也是失败的例子。他认为,在这四本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费著《江村经济》,因为它与别的描写方法(小说) 形成明显的对照,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利奇说:“费的优点在于他的功能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