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将社会性别纳入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主流[1]

一、概述

国际社会一直很关注农村水供应和环境卫生的改善。1977年，由联合国召集举行的国际水务大会将重点放在因缺乏安全与卫生的水供应而造成的严重健康后果及如何优先关注穷人和水资源匮乏地区的议题上。这次大会还提议开展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1980年11月召开的联大第35届大会正式做出了1981-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Decade）的决定，并提出了争取到1990年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环境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这标志着该领域的发展重点由以技术为本的大规模项目开始转向参与式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探究。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发起的十年活动做出了承诺并将其付诸行动。[2]

1949年以来，改善饮水和环境卫生一直是中国政府保障农村人口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性发展目标。"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曾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农村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活动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工作列为国家扶贫的重要战略。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相当多乡村居民仍喝不上干净水，家里也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从而难以走出因水致病、因病致贫的"怪圈，而乡村环境卫生的质量也令人堪忧。据官方数据，到2001年底，全中国改水受益人口约为8.61亿，占农村人口的91%，但饮用自来水的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占55.1%。农村卫生厕所的累计户数为1.14亿，占农村总户数的46.1%，其中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率还不及半数（49.5%）。[3]

由于两性家庭角色和责任的不同，清洁饮用水在农村妇女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同于男性。基本生存所必需的清洁水的匮乏也对妇女有更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世界各地，一如在其他发展领域，改水改厕干预往往将妇女这个边缘化人群排斥在外。这个弱势人群的权利、需求、困境乃至保护和管理清洁水的特有知识常常被忽视。跨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将社会性别元素[4]融入水供应和环境卫生项目开始在国际决策议程中得到高度关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在家庭中，尤其是农村和贫穷城市地区，女孩和妇女缺少粮食，粮食分配不公平，得不到足够的安全用水、卫生设施和燃料供应，而且住房条件不足，这些现象使妇女及其家庭负担过重，对她们的健康具有不利影响。"为此，它强调政府应"确保到2000年人人有机会获得清洁用水，并制订和执行环境保护和养护计划，以整治污染的水系并重建受损害的流域。"[5]

1977年召开的国际水务大会也开启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水供应和环境卫生的国际合作的新时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都致力于为十年活动参加国提供一些无偿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鉴于妇女在家庭水供给、社区一级水资源管理以及保持家庭卫生方面承担的多重角色，各种捐赠机构也都公认有必要将社会性别元素纳入项目之中。目前在中国从事各种发展援助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都将促进社会性别与发展列为自己的一个主要关切事项。[6]英国国际开发署(DFID)在其促进中国农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中国水行业项目"(WSDP)中也采纳了这一探讨。中英合作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启动的农村水供应与卫生项目(RWSS)迄今已运行了一年有余，但迄今对于妇女的角色和社会性别问题的了解和理解似乎都不甚理想。为了使项目的所有受益人和潜在受益人特别是其中的贫困者参与其中，在项目区开展一项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调查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一初步调查是在云南南涧县和四川巴中市巴中区和苍溪县项目区的部分村庄进行的。其主要目标包括：

1.探究水供应与卫生项目对当地村民特别是贫困妇女生活与生产的社会性别化影响；

2.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水与贫困的关系；

3.评估适用于水供应与卫生项目的参与式实践与方法；

4.探索当地社区有关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的社会性别化的知识与实践

调查结果揭示，在两省的项目区，"农业的女性化"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当前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户成为事实上的"女户主家庭"。项目村的妇女是家庭用水的主要使用者和管理者，她们对家人的个人和环境卫生负有主要责任，然而迄今为止，妇女的参与和赋权仍远远不够。可见，社会性别融入应成为该项目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但必须强调的是，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妇女为重心，相反，项目应关注男女两性以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需求、权利、担任的角色、分担的责任及做出决策的互动方式。基于初步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份报告旨在从社会性别角度审视项目区的基本情形以及项目的成功之处与缺失，并为项目进一步开展提出若干社会性别指标。

二、研究方法

这次的田野调查为时几近一个月时间（2002年9月5-26日）。主要资料收集方法是知情人访谈和小组集中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知情人访谈的对象含村里有关领导、妇代会主任、项目县／区项目办的管理者等。这次田野考察共进行了14个小组集中访谈,多数是分性别进行的，其中包括妇女组共6组，男性组6组，剩下的2组是混合型的。除了所列的9个社区外，我们还走访了部分村庄周边的若干村落。

在每个调查点，参与者是通过村干部召集的，我们要求请相对贫困的男女村民前来参加讨论。每个小组6至12人不等。讨论的时间长短不一，在一个半到三小时之间。单独组织妇女小组的讨论有利于她们自由地表达对其生活以及水与环境卫生相关问题的看法。调查地的选择考虑到项目周期和供水方式等因素。其中一期为业已开展项目的村落，二期系尚未实施项目的。供水形式有从水库引水、将山上下来的溪水或雨水蓄于水窖及挖井等（详见表1）。

小组集中访谈着重于收集家庭内部、户与户之间及社区层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活动的动态变化、市场经济的渗透及当地人的应对之策、当地特有的社会性别角色与观念以及社区一级的微观制度安排等。在访谈中，我们采用了一些开放性问题以便获得各种不同观点。除了在所有场域共同探讨的一些社会性别问题而外，在业已供水的社区，我们试图收集有关供水与卫生项目社会性别化影响的信息，其中包括项目运作中的社会因素与性别问题，譬如，村民们的承受能力、价格机制、支付意愿和卫生设施的隐私性等。在尚未供水的二期项目点，我们侧重于调查项目实施前的供水与环境卫生状况。

在田野调查期间，通过住在村里或在村里逗留较长时间，我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当地村民们的生活并核实他们告知的情形。为了避免失实并打消村民的顾虑，我们尽可能要求陪同前来的"上级官员"和本村领导离开讨论现场。我们告诉被访者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重要，无"对""错"之分，以鼓励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一些边缘化村民自由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访谈现场，我们概无例外地安排所有参与者围圈而坐，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并让别人也听到发言内容。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采用上述策略，有助于男女村民之间及调查者同被调查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人际沟通乃至意识的提高。

当我们于2002年9月初抵到云南项目县时，时值秋收大忙季节，当地村民白天很难抽出身来参加讨论，大部分小组访谈都不得不安排在晚上大约8至12点之间进行。尽管已劳累了一整天，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了高昂的热忱，讨论的气氛因而相当活跃。而在四川，有的村的庄稼收割正接近尾声，有的则刚收尾但妇女们在家里家外依旧十分忙碌。这些村庄男女老少的畅谈、热情好客及其生存策略给我们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而基于短暂田野调查的这份报告只是对项目村居民鲜活食物日常生活的初步认识。

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差异

为了随后的讨论，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项目区村庄的一些基本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家户重新确立为农业生产单位。由农村改革引发的集体解体、私有化、商业化及生产多样化骤然改变了农村经济，也改变了底层乡村居民的生计。位于云南和四川的三个项目县／区的村民基本上以务农为主，多半属于稻麦两熟制，有的地方还种植了较多玉米。当地几乎没有什么乡镇企业，村里的专业户也为数甚少。除极个别农户之外，填饱肚子基本不成问题，但仅依赖来自农业的收入已不足以满足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由于从全球到地方各级经济与社会急剧变动，农业已成为"一项无利可图、缺乏诱惑力、甚至是冗余的经济活动"。[7]这在我们访问的这些项目区也不例外。大部分青壮年男性于是或农闲季节或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地或外地非农部门就业。两个省流动模式不尽相同，云南的男性村民以早出晚归的本地打工为主，而四川的男劳力则主要流向城市地区，有的已远走上海、广东等地。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受制于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拖累，多半滞留于乡野和没有什么盈利的农业部门。

像我国贫困地区的其他许多乡村社区一样，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已成为当地乡土重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些村庄尤其是四川省，男性大规模非农化和外出打工导致至少70％的农活主要由妇女独自承担。这种性别劳动分工格局也对户内外两性之间角色、责任、空间乃至权威的重构和配置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为确保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和福利，村民之间的合作、交换及其他互动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农作中"人情工"和雇工开始交织并存。总的来说，两省项目村村民的家庭生存策略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即便在较偏僻的村落，村落内部的社会分层与分化也日渐明显。人际和户际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已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在每个村庄，相对富裕的农户皆为数不多，负债累累难以为生的也是少数，大部分农家基本上都属于收支相抵，进一步增收则困难重重。相对富裕的人家主要收入来源为各种非农活动，其中包括外出打工(这在四川省尤为明显)、买卖大牲口、经营商店、跑运输及搞副业等。家庭经济相对富裕的村民己开始雇工。与前者相比，贫困户多半是老弱病残户。家中与健康有关的开支过去或现在比较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也更差，有的还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甚至"穷得连牲口也养不起"。其创收和摆脱贫困的潜力深受限制。在血缘和地缘合一的村落共同体，家族关系已渗入村落政治经济生活之中。我们发现，这个几个村的干部往往出自于人多势众的大户人家，而且一般都是经济上相对富裕的人家。

村落内部和村落与村落之间对水源的争夺性需求、竞争乃至冲突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大旱时节。项目区村民深受水资源匮乏的困扰，围绕水资源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嵌入到社区内部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中。例如，有的村原先属于集体的堰塘在承包给个人之后，承包者可以自由支配其使用。村民们报告说，现在能否用上水来灌溉农田全凭与承包者的关系和交情。一些贫困户和缺乏供水设施的农户在项目实施之前不得不从已自建了水设施的富裕户那里购水。诚然，项目的实施给村民中的大部分弱势者带来了益处。